▲　昆明闻一多纪念馆规划设计方案通过

昆明闻一多纪念馆方案日前通过2017年第18次规划昆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公园占地3.6万余平方米，纪念馆位于昆明市盘龙区龙泉古镇闻一多公园北侧，位于龙泉古镇历史建筑群的中轴线上，是中轴线的关键标志性点。

纪念馆的设计方案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丽方工作室负责，纪念馆规划占地1000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地上2层。设计方案理念源自“红烛”，整个纪念馆线条如红烛的“燭”字，将“燭”字放在大地上，“燭”的火字点燃，作为展览馆建筑主体。将“蜀”字简化做成长长的园墙，围成水院，立面如红烛燃烧的火焰，体现了“燃心之烛、燃情之火、燃志之焰”的主题。

纪念馆建筑以三部分构成，高耸空间为展陈和接待场所，表达对闻一多崇高精神的赞美；较低空间承载市民日常活动、集体活动等，表达纪念馆平易近人的一面；结合昆明的气候特点，利用室外展廊对西南联大的名人旧事进行布展、宣传。纪念馆设置了4个主展厅及多功能厅、室外展廊、会议室等主要功能，并配套了咖啡座、烛芯广场、水边小径、室外水景等设施，建成后将是一个主题鲜明、功能完备而精致的纪念馆。

昆明市盘龙区早在2014年就启动龙泉宝云片区公共绿地改造为闻一多公园的筹建工作。公园根据《昆明市龙泉宝云历史地段（含文物及历史建筑）保护规划纲要》设计，2016年底，闻一多公园绿化部分建设完成，严格保护了公园内文物历史建筑；2017年底，公园内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闻一多朱自清旧居”和登记文物“晋氏宅院”修缮工作也已基本完成。昆明闻一多公园及闻一多纪念馆将与龙泉古镇内梁思成林徽因旧居等众多名人旧居成为长期传承这段历史精神的永久基地，在纪念和缅怀之余，实现由纪念向教育的升华，向公众进行爱国主义精神内涵的传播。

燃情之火　　　　　　燃心之烛 　　　　　　燃志之炬

▲　邓捷评目加田诚《闻一多评传》

本刊已连载了日本学者目加田诚撰写的《闻一多评传》，这里特刊载日本关东学院大学邓捷教授的《在历史和文学的俯瞰中把握闻一多――日本最早的〈闻一多评传〉》，有助于对目加田诚与他的闻一多研究进一步了解。

目加田诚的《闻一多评传》于一九五五年六月发表在九州大学文学系属下九州文学会的杂志《文学研究》第五十二辑上，是日本最早的一部闻一多评传，也是日本中国学界研究闻一多的开端。当时离闻一多遇害不到十年，而且日本还没有从战后的混乱中充分舒缓过来。战后日本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特征之一，以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为代表，主要表现在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参照物来反省最终导致战败的日本的“现代”，批判知识阶层的所谓的“进步主义”。

作者目加田先生是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以《诗经》《楚辞》《文心雕龙》《红楼梦》和古典诗词等的研究和翻译著称。不难想像他在古典研究上对闻一多的敬仰，但他笔下对闻一多叙述更多是对一位现代诗人的“人”的关注。在评传开头他写到：“诚然，闻一多所走的路充满了迂回曲折，但常常又是那么专注得近乎过分正直。他的一生可以说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对他一生的足迹的回顾，于我仍有一种迫切的意味。”“迫切的意味”到底指什么?作者虽然在文中没有明言，但回顾他的学问生涯，我们可以得到其中答案的一二。

一、目加田的学问生涯和闻一多

目加田于一九○四年出生于山口县，一九二九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支那文学科。中国文学当时被称为支那文学，支那文学科不重视口语教育，学问的重心还在于传统汉学，缺乏对现代中国的语言和文学的关心。目加田对此不满，除了上东大的课以外，在东京外国语学校(现东京外国语大学)夜间的支那语科学了两年汉语。当时有不少学生和他一样在课外语言学校学习汉语口语，他们是中国研究从以日语训读为中心的传统汉学转向现代中国研究学的一代。

东大毕业后他一度在京都的高中执教，一九三三年一○月到一九三五年三月留学北京。在北京请老师讲授《红楼梦》，还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听诗词、文字学的课，并拜访胡适，看到了其珍藏的脂砚斋本《红楼梦》。后结识钱稻孙，和他一起访问清华大学，见到了俞平伯。他对俞平伯的红楼梦论非常感兴趣，回国后写了《俞平伯氏会见记》，发表在以竹内好为中心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机关杂志《中国文学月刊》（一九三五年五月）上。留学期间他的研究课题是“清末的学术和文学”，虽对现代文学还没有充分的关注，但多次拜访朱自清、周作人。回国之前南下旅行，在杭州见到郁达夫，在上海内山书店见到鲁迅。他对周作人和鲁迅的描述非常有趣，说“周如同浑然一体的玉一般温润和气”，而鲁迅的气魄“仿佛挎着白刃刚刀”，“反倒给人疼痛的感觉”。

回国后在九州大学执教，精读《红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也讲授唐、五代、宋的词，写了关于龚自珍王国维的文章。他为了究明中国文学的本质，认识到必须系统把握文学整体，便开始着手《诗经》的研究。随着战争阴影日益浓厚，日本人都开始为战争而狂奔，但战时的九州基本看不到中国新文学的作品，书籍入手困难，故更加专心研读《诗经》。战争期间的一九四三年出版了《诗经》（日本评论社·东洋思想丛书），战后又出版《风雅集》(惇信堂一九四七年)和《诗经译注编第一》(丁字屋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二年单身访问中国，途径上海、南京、岳州、北京,并参观了大同云岗石窟，在北京琉璃厂收集了大量的中国府县志。沦陷下北京的日本人的横暴令他十分黯然。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渡过了一段困苦的日子，但终于可以专心从事研究了。这时，他意识到对自己最重要的问题是：作为日本人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应该怎样活着？这时可以读到中国作家的作品，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雷雨》等，都给了他极大的冲击。

中国解放后开始提倡所谓的人民文学，当时东京大学教授仓石武四郎的中国文学概论也是以人民文学的立场来著述的。但目加田认为，中国的旧文学只是上层阶级的东西。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们从儒家的立场出发，以救世济民的志向把人民的声音用文学的形式反映到上面，这种文学当然是存在的，但这不是人民文学，最终只是士大夫文学，只不过把民众的东西拿来变成了自己的。比如古代周的民歌成为国风后被收录到《诗经》里，汉的乐府本是歌唱人民的悲叹和痛苦的，魏晋六朝的文人将之提炼为五言诗。南朝的歌后演变为唐的绝句，越来越高尚，同时也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后来老百姓开始流行新的“词”，但不久词又被文人拿过去，从北宋到南宋，成为非常风雅的东西。再之后老百姓又开始唱“曲”。如此这般，文人不断地夺取老百姓的东西形成自己的文学，一旦一种文学形式固定后又开始在民间寻找新的东西以形成自己新的文学。所以当杜甫要把人民的苦难写成诗告知朝廷时，如《兵车行》就要采用乐府的形式。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中，诗人们不断把民间的东西拿来形成自己的文学，这一关系是必须认识到的。

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热中新中国，多少受到新中国意识形态影响的当时，目加田以他对文学史的眼光客观把握了所谓的人民文学。他把这些认识写成两篇论文《关于乐府》和《中国的贵族文学与庶民文学》。

不管古典文学还是新文学，目加田都以文学史的视野进行审视，从而追究文学甚至人的本质。比如他从《水浒传》研究中发现了明末的李卓吾，对他的“童心”说、尊重人欲的思想非常认同，但同时又认识到其思想的流弊：人忠实自己的欲望而行动的话，就会产生为所欲为的倾向。该如何挽救这一点？目加田把它当作自己的问题来思考。他在清代学者戴震(东原)的《原道》《孟子字义疏注》里得到相关的答案：承认人与生俱来的欲望、人性或个性，同时持以“忠恕”之心待己及人，只有在二者之间而求道。在这一认识的延长线上，他论及鲁迅的《狂人日记》《祝福》里的礼教批判，从李卓吾、戴震、吴敬梓《儒林外史》、李汝珍《镜花缘》、谭嗣同、梁启超、陈独秀、吴虞、钱玄同、胡适来梳理对礼教吃人(形式化了的儒教、朱子学蹂躏人的生存)的批判历史。这些研究成果著述为《执笔祝福的时候》《礼教吃人》等。

对闻一多的关注，除了对闻一多的古典研究的兴趣以外，很大意义上是因为闻一多的一生体现了在“人性”和“忠恕”之间求道的知识者的形象。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目加田谈及闻一多的文章里读出来：

“记不清终于得到朱自清编撰的《闻一多全集》是昭和多少年了。在《诗经》研究上，我从闻一多的古典研究中受益匪浅。我在读闻一多的著述以及他的传记时非常感动。闻一多本来是诗人、画家、戏剧研究家，是一个文艺青年，留学美国时认识到祖国的现状，故而忧国忧民，抱着燃烧一般的爱国热情回到祖国后，却又绝望于祖国现实的腐败不堪。为了思考探索祖国的文化和精神，他开始了古典研究。不管年轻人怎么骂他，他一心沉潜于古典中，研究《诗经》和《楚辞》，不幸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了北京，他和中国的大学生一起迁移到遥远的昆明。在长途跋涉中，在和年轻人一起的行动中，他的内心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到达昆明后成为了激烈的救国运动的行动者，最后被国民党暗杀，结束了他正直的一生。我觉得自己能充分把握他的走过来的路、他的苦恼。所以在写《闻一多评传》时贯注了我的心。”

上述的所谓忠恕，是儒家的一种道德规范。忠，谓尽心为人；恕，谓推己及人。作为现代国民国家的一员，忠恕的最大表现可以说是爱国了。在“人性(个性)”和“忠恕”之间求道，换在闻一多或者目加田一代来说，就是在作为个人的学问研究、文学艺术和作为国民的爱国行动之间的求道吧。目加田只比闻一多小五岁，可以说是同时代人，二者的立场（侵略国和被侵略国）虽然不同，但他们有着同样的求道的苦恼。目加田在三十年代留学中国，抗战爆发后的四十年代也再访中国。虽然他并没有从军而直接成为侵略者，但他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国家的侵略战争中是无能为力的。自身的中国研究和国家的中国侵略――对此的葛藤目加田虽然没有过多地言及，但战后他说，作为日本人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该如何活着”，这就意味着对战争期间的自身的“失败”的反省。该如何活着――这是战后日本知识阶层共同的心声，尤其对中国研究的学者们来说是迫切的课题。而闻一多在文艺和爱国之间奋斗的生涯，特别是晚年不惜生命对国民党政府的批判，可以想像在目加田眼里是多么鲜明的求道者的姿态。所以《闻一多评传》开头就说：对闻一多的回顾于自己有“迫切的意味”。

二、《闻一多评传》里的闻一多形象

如上所述，目加田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研究学者，是在对中国传统和文学的俯瞰中把握闻一多的。他以儒教传统中的“人性”和“忠恕”的历史视野来理解闻一多，闻一多的问题并不是闻一多一个人的问题，是从传统到现代一直被探讨的人该如何活着的问题，同时也是亲历侵华战争的日本人目加田自身的迫切的问题。因为有这一客观的视野，所以《闻一多评传》并不一味赞美闻一多，而有独到而尖锐的见解。比如在论及三·一八惨案时，他把闻一多和鲁迅相比，这样评论到：“众所周知，鲁迅直面此事件，声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写下了那篇痛切的《无花的玫瑰》。那么闻一多是如何反应的呢？为纪念此惨案他写下了《天安门》一诗。又在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诗镌》第一号上发表了题为《文艺与爱国》的三·一八纪念文章，主张其文艺的爱国主义。‘……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这与满身愤怒而喊出笔下所写毕竟是空言的鲁迅是多么不同。”

年轻人的死难是一篇美丽的诗――闻一多把死难和文艺相结合,宣扬和赞美其意义，这在目加田看来，也许是要警戒的。因为他已经看到过，战争期间日本政府神话为国捐躯的意义，把众多的年轻生命送到了战场而屠戮或被屠戮。忠恕，或者说儒家的道德，或者说现代的爱国，当然是一种重要的道德观念，但如果其被形式化、被名目化、被神圣化，那将是威胁残害人性的灾难，正如“礼教吃人”一样。日本和中国的侵略和被侵略的立场不一样，各自的爱国的意义也有分歧，所以目加田对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文学观并没有过多的评判，只是指出了与鲁迅的不同。但他的警戒是我们中国的闻一多研究者很难有的。

目加田在评传中非常关注和年轻人一起长途跋涉到昆明的经历给闻一多带来的变化，他引用闻一多给臧克家的“我只觉的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的信，这样理解到：“现在回想起来曾经的自己，那还不成熟的时代的自己的学生，不能理解如今自己的心境――这是闻一多的焦急。臧克家在青岛时代非常信赖他,可对那以后他所到达的心境，却不予理解。自己绝非沉溺于古典考证，绝非满足于此。自己并非只重视艺术的形式美、修辞技巧。自己的心中有火一样燃烧的东西，有一天它会突破禁锢的外壳,把自己的身心燃尽的。”

目加田还论及闻一多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说“曾经的《死水》诗人，如今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头。我们可以从他的态度中感觉到那时他已有的悲壮。”一九四五年一二·一惨案爆发，闻一多用鲁迅的话斥责其为“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目加田这样评论到：“三·一八惨案时，被段祺瑞政府暴虐杀害的学生，闻一多说他们的死难是一篇美丽的诗。但现在闻一多已不是过去的闻一多了,他已经用生命在战斗。如果把现在的闻一多的态度视为所谓进步的文化人等，那是错误的，他的内心里燃烧的东西终于要破壳而出了。”

闻一多的态度不是所谓进步的文化人的态度，而是“用生命在战斗”――这是对闻一多的评价，同时也饱含着日本知识阶层在战后对所谓的“进步主义”的反省吧。目加田所描述的闻一多不是基于某种价值取向的爱国主义者或进步主义者，而是一个忠实于自己内心也忠实于人民的求道者。他所走的路不是单纯的从唯美主义者到爱国主义者的转变，而是一条“充满了迂回曲折”，但又“专注得近乎过分正直”的路。

《闻一多评传》除了对闻一多的“人”进行了充分的叙述以外，也以研究者的客观态度，指出了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比如辛亥革命和闻一多的“擦肩而过”、五四运动中闻一多的反应“仅此而已”(贴《满江红》)、在日本时向导带着参观三越吴服店而误了看美术展览的“愚蠢”、偶遇的东京大学英文系的青年着魔般背英诗的“滑稽”和“可理解”(为什么目加田说可理解，其实可以从中日学生对西方诗歌的接受方式上分析)……当然还有学问研究上对闻一多的不同意见，比如对他晚年的屈原研究的疑问等等。《闻一多评传》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目加田，抱着战后日本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人应该如何活着的疑问，在传统和文学的俯瞰中对一位五四以后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生涯的回顾。一九五五年日本学者描述的忠实于自己内心也忠实于人民的求道者闻一多的形象，在今天也是中肯的。

目加田先生晚年从事魏晋六朝的文学、《文心雕龙》、唐诗、戏曲的研究和翻译，并将思考的对象延伸到鲁迅和闻一多等现代文学，著述为《洛神之赋》(武臧野书院一九六六年、讲谈社学术文库一九八九年)。一九五五年前后和友人一起在九州组织了中日友好协会支部，一九六四年访问中国。一九六七年九州大学退休以后，被聘为早稻田大学教授，开设了文学系中国文学学科。一九九四年逝去。一生的主要著述和翻译除文中所述以外还有：《新译诗经》(岩波新书一九五四年)、《诗经·楚辞》(平凡社一九六○年)、《唐诗选》（明治书院一九六四年）、《杜甫》(集英社一九六五年)、《屈原》(岩波新书一九六七年)、《杜甫物语－诗和生涯》(社会思想社一九六九年)、《文心雕龙》(平凡社一九七三年)、《唐诗三百首》(平凡社东洋文库全三卷，一九七三－七五年)、《世说新语》(明治书院一九七五－七八年)等等，也有《目加田诚著作集》全八卷（龙溪书舍一九八一－八六年）。

（文中关于目加田学术生涯的叙述主要参照《洛神之赋》里的《代替“解说”》）

▲　闻名《闻一多和自己的歌》选录之二《关于诗〈也许〉》

大约就在他写这首英文诗前后，从老家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十六妹因病去世了。这犹如一个晴天霹雳！

十六妹是父亲最疼爱的小妹，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但她短短的十几年生命却始终与不幸相伴。母亲曾告诉我:“十六爷不知什么原因，从小落下个歪脖子的毛病，家里本来就重男轻女，偏脖子就更不讨喜欢。”父亲对于妹妹在小小年纪就尝到了人间的歧视和冷漠感到很不平，也因此而格外疼爱她。到美国后，还一直惦记着她的情况，在信中时时问起她。年前，当他得知她能作诗时，不禁万分欣喜，去信给家中道：“二哥函称十六妹能作诗，亦望抄来一阅。十六妹不通常识世故颇有类于我，其能诗或亦将类我乎？勉之！勉之！”（《驷弟五哥转阖家》，1923年12月10日）他对妹妹寄予了厚望，正盼望将来回到望天湖畔听她读诗，给她讲诗，好好爱护和培养她呢，谁想这支含苞未放的花朵竟这么早就凋谢了！他忘不了妹妹生前那牢狱般的生活，更忘不了自己新婚期间妹和妻一同学习唐诗时那种喜悦和专注，那双充满智慧和渴望的美丽大眼睛里隐含着多少忧伤和希冀啊！

在中国古老落后的农村，本来就缺医少药，女孩子得了病更难获得应有的照料与医护。何况十六妹这个不讨喜欢的女孩子呢！他能想象到病中的妹妹是多么无助而孤独。

在这充满咒骂声的人世间，她何曾有过真正的欢乐！

五年前，十五妹离开了人世。如今，又失去了这最小的妹妹。在这牢狱的世界里，中国少女要绽放生命竟如此艰难！两个苦命的妹妹地下有知，当与哥哥一同泪洒遍野啊！

次年3月，在《清华周刊》的文艺副刊上刊出了一首新诗，题为《薤露词（为一个苦命的夭折少女而作）》。它那催心的深情和高超的诗艺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但这个少女是谁？人们在赞赏诗作时，大概没有人去探究，大概也没有人去问作者闻一多。

四个月后，1925年7月，父亲在《京报副刊》上重新发表了这首诗，并将题目改为《也许（葬歌）》，更加深化和扩大了主题，突出了主人公悲剧的社会性。而关于“她是谁？”也从此更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关于这首诗，多年来研究者在评析作品时，也曾涉及到主人公问题。不少人认为，这是闻一多的长女立瑛。也有人认为，这就是个无名的少女。

但当我听了母亲讲述十六妹的不幸遭遇时，我突然明白，这个少女不是别人，就是父亲的十六妹！我们的十六爷！同时，我也仿佛穿越时空，看到在大洋彼岸，一个中国青年学子正遥望东半球的家乡，十六妹的身影及那双美丽又充满忧郁的大眼睛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热泪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妹啊……

也许黄泉要鞠育你，

也许白蚁要保护你。

造物底圣旨既然如此，

就让他如此，让他如此！

也许你是哭得太累，

也许，也许你要安睡。

那末让苍鹰不要咳嗽，

蛙不要啼，蝙蝠不要飞；

也不要让星星瞥眼，

也不要让蜘蛛章丝——

一切的都该让你酣眠，

一切的都应该服从你！

也许这荒山的风露

真能安慰你，休息你；

我让你休息，让你休息，

我吩咐山灵别惊动你！

也许听着蚯蚓翻泥，，

听细草底根儿吸水——

也许听着这般的音乐

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

那么你把眼皮闭紧，

我就让你睡，让你睡。

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

我叫纸钱儿缓缓地飞。

（原书注：这里引的是最初发表于1925年3月27日《清华月刊•文艺增刊》第九期的原诗，题为《薤露词（为一个苦命的夭折少女而作）》，此诗后来收入《死水》诗集时，改题为《也许——葬歌》，章节、字句也作了大的改动）

泪光中他一气写下了这些诗行，又在诗题后特意括上了“为一个苦命的夭折少女而作”……

是的，这应该不是我的幻象。这首诗当时就是哀悼十六妹的，那个苦命的夭折少女就是苦命的十六妹！

母亲曾告诉我，她来闻家后没两年，十六妹就病故了，那时也就十七八岁，正是青春年华（算来这大概在1924年间）。父亲在此后不久发表这首诗，并在诗题后注明“为一个苦命的夭折少女而作”绝不是偶然的。他一向同情和关注中国妇女的命运，并深深爱着自己的姐妹。十五妹去世后，就写了哀诗，现在最疼爱的小妹离去，他怎能不以诗来寄托无比的哀思呢。

这首诗在轻柔、平静的字面下蕴含着深沉浓郁的情感，深深撼动着人的心灵。只有对至亲的人才能发出如此令人心碎之情，也只有切身感受到其命运之苦，又亲眼目睹同命运妇女之处境，才能写出如此悲切又激昂的诗行！

有评论以为，这首诗是写给一个无名少女的，因而相比哀悼爱女立瑛的《忘掉她》是“哀而不伤”，“只是为了表示一种情感而作，与自我内在的情感还没有深切的关系，而更多地体现其艺术表现的巧妙和艺术形式的精美”。这显然是由于对事实和成因的误解而影响了对作者抒情手法的领略。其实，和《忘掉她》相似，这里看似轻淡的字面，反衬出的恰恰是浓郁的深情。

这首诗自然也不是哀悼立瑛的（我也曾有过这样的误解），它最早发表于1925年3月，诗题后面已清楚括明是“为一个苦命的夭折少女而作”。而立瑛是次年，即1926年冬病故的，当时只有四岁。

当然，诗是有艺术的概括性的。十六妹的悲剧也就是中国同命运少女的悲剧，父亲后来把诗题改为《也许（葬歌）》，其用意也就在此。这正体现了他认为写诗不宜“太琐碎、太写实”，“必须注意文学的普遍性”的主张。

十六妹的夭折，对正处于情感漾动中的父亲刺激很大，无疑会使他联想到老家与妹情同手足，也正处封建囹圄的妻，使他更加深了对她的爱怜与思念；也促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在情感上的取舍。他情愿自己吞下酸苦的“豆子”，也不忍心去伤害同样受着折磨的清纯的妻。就像当初在《红烛》中立下的誓言一般，“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想必他当时在纽约也就是以这样燃烧自我、造福世人的心态展平了内心的情感涟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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