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丈土地，把隐瞒的土地清查丈量出来，以增加国家的收入

　　夺情风波，不论在个人的性格上，还是国家改革的政策上，对张居正的影响都非常大。但他不仅没有延缓对国事的改革，反而更激进了。就在夺情前后，他提出三件大政。

　　第一件，河漕合并。河道与漕运在明朝原来是两个部门，张居正将它们合二为一，并将这两个部门交给支持治河的吴桂芳。由于张居正的支持，吴桂芳起先的治河，很有一些成就，但后来吴桂芳开通草湾，结果却造成更大的麻烦。

　　此时，潘季驯提出他治河的主张，束淮河的清水，冲击黄河的泥沙，两河并流，这样，黄河出海口以及草湾的问题，会同时都得到解决了。这显然是一个更加优异的方案，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初，吴桂芳病死，张居正立即改弦更张，全力支持潘季驯治河，到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秋，潘季驯治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得到张居正的大力支持，潘季驯本人甚至上疏奏请张居正为治河首功。张居正拒绝了，功劳仍归于潘季驯。潘感激这种知遇之恩，这也是后来张居正遭到清算的时候，他宁可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保存张居正的名声，虽然这种努力最后并不成功。

　　第二件，进行全国性的田亩清丈。这是一个更大的政策，也是全面施行一条鞭法的基础。朱元璋最初定的天下税亩，是超过八亿五千万亩。但是，到了弘治年间，清核天下田土，只剩下六亿二千万亩。这中间，虽然会有一些土地被抛荒；分封给诸王，或者收归官田、学田，但这仅是占天下税亩极小的一部分。国家休养生息二百余年，并没有多少土地流失的理由，仅朱元璋之后，就对贵州整个省进行了开发，国家的税田，应该大量的增加才对，怎么反而少两亿多亩呢？

　　原来是土地兼并！越来越多的土地，不断从中低产小民手里被侵占，掠夺，收买等各种手段，归并到大地主豪强的手里。大量的土地归并以后，地主豪强为了达到逃税的目的，又通过各种手段隐瞒土地数额，致使明朝账面上的税亩大量减损。另外，不仅仅是税亩，朱元璋还定了天下军屯田四亿多亩，这些土地，不包括在当地官员征税的黄册之内，到了晚明，这些土地也被侵占得所剩无多。粗略的估计，明朝此时至少有一半的土地没有征收到应有的税。

　　清丈土地，就是把这些隐瞒的土地清查丈量出来，以增加国家的收入。这是要跟整个天下，跟封建社会中最强大的群体作对，没有谁会因为国家的利益，肯把自己的即得利益老老实实的吐出来的。历史上，多少伟大的人物这样为国家谋福祉，其结果，几乎都没有善终。以张居正的智慧，他又如何不知。然而，“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张居正以此为座右铭，也是这样希冀他的同僚和下属的。

　　这是一场几乎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战争，是一个超卓的政治家改革的决心，是面对天下蠹虫抬棺决战的战书。清丈田亩的施行，最大的敌人却不是反对的声浪，而是官员们对清丈田亩在政治意义上的认识不足。有的官员为了增加田亩数为功，多报清丈数据，以尺寸较小的丈量仪器，或者征收其它的田亩来充当虚粮；有的出于“爱民”的理由，则尽量的少报田亩数，或者降低土地的质量，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地方官爱不爱民，由谁书写？当然是当地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他们才有钱读书，他们才有权替百姓代言。真正底层的民，又有谁来爱？不论是为政绩多报，或为名声少报，对于官员们个人来说，政绩和名声，才是最终为他们个人换取权与利的。

　　从万历六年初到八年未，时经三年，核天下田亩七亿二千万亩，比弘治年间，仅增长了一亿多亩，成绩斐然，却离实际还相差甚远。

　　第三件，与清丈田亩同时进行的，是张居正上《请裁定宗藩事例疏》，开始解决宗藩问题。朱元璋的时候，他的儿子孙子们加一起才五十八人；到了永乐年间，就有一百二十七人了。请注意，这个数字仅仅是直系的有血缘的亲属，配偶眷属和其它的一切附带人员并不算在内的。朱元璋在定制之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数字是倍增的，而且，倍增起来多么可怕。年份越久，人数越多，几乎是每三十年就翻一倍，二百余年下来，数字已经相当惊人。到了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玉牒所载宗室人口达八千二百零三人；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一人；到了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达到一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人。这些宗室人员，最高的岁禄是亲王一万石，郡王两千石，以下递减，一共九级，至最低奉国中尉两百石。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统计，各王府的岁禄开支达八百五十三万石。全天下的税收标准一共才两千多万石，其中，四百万石从漕运到北京，另外四百万石转换成一百万两金花银，供应皇宫使用。除去这两块大项，那剩下的税收总值，了不起就是一千万石粮食的标准。这些剩下的税收，很大一部分还是实物税收，仍然运往京师供应内宫的使用。剩下的，才是要供应政府的开支、官员的薪俸、地方的赈济，灾荒的蠲免等等。

　　最要命的是，本来军队是不需要从税收里划拨的，但是，随着军屯制被彻底的破坏，越来越多的军需要从地方税收里扣抵，甚至征收到京的粮食或者银子也要大量的运往九边。如果遇到战争，国家费用还会毫无节制的增加。这个账一算，就知道为什么明朝的财政多年以来一直缺钱了。

　　宗藩问题，是朝廷节流首当其冲的一个大项，也越来越引起朝廷的重视。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出台《宗藩条例》对宗藩进行一次大清理，但这是一个矫枉过正的条例，因为削减太多，终致无法执行。很显然，这不仅是一个长期，而且是艰难的工作，张居正对此提出九条处理建议。然而，张居正不知道，这个政策在他有生之年是完不成了，而且永远也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