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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四册课文翻译 1.a艺术家追求成名，如同狗自逐其尾，一旦追到手，除了继续追逐不知还能做些什么。 成功之残酷正在于它常常让那些追逐成功者自寻毁灭。 对一名正努力追求成功并刚刚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其亲朋常常会建议“正经的饭碗不能丢！”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追求出人头地，最乐观地说也困难重重，许多人到最后即使不是穷困潦倒，也是几近精神崩溃。 尽管如此，希望赢得追星族追捧和同行赞扬之类的不太纯洁的动机却在激励着他们向前。 享受成功的无上光荣，这种诱惑不是能轻易抵挡的。 成名者之所以成名，大多是因为发挥了自己在歌唱、舞蹈、绘画或写作等方面的特长，并能形成自己的风格。 为了能迅速走红，代理人会极力吹捧他们这种风格。他们青云直上的过程让人看不清楚。 他们究竟是怎么成功的，大多数人也都说不上来。 尽管如此，艺术家仍然不能闲下来。 若表演者、画家或作家感到无聊，他们的作品就难以继续保持以前的吸引力，也就难以保持公众的注意力。 公众的热情消磨以后，就会去追捧下一个走红的人。 有些艺术家为了不落伍，会对他们的写作、跳舞或唱歌的风格稍加变动，但这将冒极大的失宠的危险。 公众对于他们藉以成名的艺术风格以外的任何形式都将不屑一顾。 知名作家的文风一眼就能看出来，如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情节安排、罗伯特·弗罗斯特或 T.S.艾略特的诗歌等。 同样，像莫奈、雷诺阿、达利这样的画家，希区柯克、费里尼、斯皮尔伯格、陈凯歌或张艺谋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也是如此。 他们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标志着与别人不同的艺术形式上的重大变革，这让他们名利双收， 但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失去了用其他风格或形式表现自我的自由。 名气这盏聚光灯可比热带丛林还要炙热。骗局很快会被揭穿，过多的关注带来的压力会让大多数人难以承受。 它让你失去自我。你必须是公众认可的那个你，而不是真实的你或是可能的你。 艺人，就像政客一样，必须常常说些违心或连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话来取悦听众。 一滴名气之水有可能玷污人的心灵这一整口井，因此一个艺术家若能保持真我，会格外让人惊叹。 你可能答不上来哪些人没有妥协，却仍然在这场名利的游戏中获胜。 一个例子就是爱尔兰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他在社交行为和性行为方面以我行我素而闻名于世。虽然他的行为遭到公众的反对，却依然故我，他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一次宴会上，他一位密友的母亲当着他的朋友和崇拜者的面，指责他在性方面影响了她的儿子。 他听了她的话以后大为光火，起诉了这个年轻人的母亲，声称她毁了自己的“好”名声。 但是，他真该请一个更好的律师。 结果是，法官不仅不支持他提出的让这个女人赔偿他名声损失费的请求，反而对他本人进行了罚款。 他由于拒交罚款最终还被送进了监狱。更糟糕的是，他再也无法获得更多公众的宠爱。 在最糟糕的时候，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愿意拿自己的名声冒险来替他说话。 为保持真我，他付出的代价是，在最需要崇拜者时，谁也不理他。 奇怪的是，收获最大的恰恰是失败者。他们收获了自由！ 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独辟蹊径，不落窠臼，不用担心失去崇拜者的支持。 失败的艺术家寻求安慰时，可以想想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是过世多年以后才成名，或是他们没有出卖自己。 他们也可以为自己的失败辩解：自己的才华实在过于高深，不是当代听众或观众所理解得了的。 那些失败了却仍不肯放弃的顽固派也许会乐于知道，某些名人曾经如何越挫越勇，直至成功。 美国小说家托马斯·伍尔芙的第一本小说《向家乡看吧，安琪儿》被拒39次后，才最终得以出版。 贝多芬战胜了父亲认为他毫无音乐家潜质的偏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 19世纪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原先干的工作没有一件成功，直到他想到去教小孩子，并研究出一种新型教育模式的基础理论。 托马斯·爱迪生在四年级时被赶出了学校，因为老师觉得他似乎太迟钝。 但不幸的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失败是奋斗的结束，而不是开始。 对那些孤注一掷的追名逐利之徒，我要说：祝你们好运。 但是，遗憾的是，你会发现这不是你想得到的。 狗自逐其尾所得到的只是一条尾巴而已。 获得成功的人常常发现成功对他来说弊大于利。 所以要为真实的你、为自己的所为感到高兴，而不是拼命去获得成功。 做那些你为之感到骄傲的事情。 可能在有生之年你默默无闻，但你可能创作了更好的艺术。 2.b夏日的一天，父亲让我去买些铁丝网和栅栏，用来围畜棚，把牛圈起来。 那时我16岁，最喜欢开上货车，沿着老磨坊路到城里去。 研磨机轮子上的水花在阳光下喷洒，在河道上空形成一道彩虹。我常在半路上把车停下来，在河里洗个澡，凉快一会，享受一下天然空调。 太阳火辣辣的，不用毛巾擦，等我爬上岸边的土坡，穿过路边的壕沟，到达货车时，身上已经都干了。 快进城时，有一段沿着海滩的路，我会在那儿拣贝壳，拣海藻，头顶就是正从轮船上卸货的巨大的起重机。 但是，这次却有所不同。 父亲告诉我，我得向店里要求赊账。 那是1976年，种族主义的丑陋阴影仍然是生活的现实。 我曾目睹我的朋友要求赊账，然后就低着头站在那里，等着店主查询他“配不配赊账”。 许多店员只要一看见年轻的黑人走进商店，就盯着他们，疑心他们是小偷。 我们家人诚实正派， 有债必还。 但在庄稼收割之前，所有的钱都已经花光了。 银行里也没有新的存款， 现金不够。 在戴维斯兄弟杂货店，巴克·戴维斯站在收银机后面，正和一个中年农夫说着话。 巴克个子高高的，穿着一件红色的狩猎衬衫，显得饱经风霜。我冲他点了点头，经过他的身边，向五金柜台走去，拿了一盒钉子，一卷用于捆扎的铁丝网和栅栏。 我把要买的东西拖到柜台前，把钉子放进秤盘，小心翼翼地说道：“我要赊账。” 一边抬起胳膊去擦额头上紧张的汗珠。 那个农夫像寻开心般怀疑地看着我，但是巴克的脸色却没有变。 他随和地说道：“当然可以，你老爹总能有借有还，”一边伸手去拿记账的账本。 我舒了一口气。 他转过头，对那个农夫说： “这是詹姆士·威廉的儿子。 像詹姆士·威廉这样讲信用的人是很少的。” 那个农夫友善地点了点头。 我的心里顿时充满了自豪。 “詹姆士·威廉的儿子” ， 这句话打开了通往成年人的尊敬和信任的大门。 当我把沉重的货物拉进货车车厢时，觉得轻而易举，感到比早上离开农庄时更有劲了。 我发现，一个好名声所带来的友好是一笔无价之宝。 人人都知道，威廉家的人是什么样的：是诚实守信的体面人，自尊自重，不干坏事。 我的曾祖父也许曾被作为奴隶拍卖，但这不能成为伤害他人的理由。 相反，我父亲相信，赢得尊敬的唯一方法就是努力工作、尊敬他人。 我们这些孩子──八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可以坐享这个好名声，除非或直到我们做错什么事情而失去它。 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也要为相互的行为负责，否则就会毁掉父亲建立起来的好名声。 我们的好名声曾经是，现在仍是把我们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我不愿意辜负父亲的好名声，这激励我成为了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我靠在一家四星级酒店当行李工挣钱读完了大学。最终，好名声促使我在华盛顿特区开办了我个人的公共关系公司。 美国需要在社区里重新树立羞耻感。 吸毒、在酒馆把钱挥霍一空、偷盗、让年轻女子怀孕却又不想和她结婚，这些事本应让人感到无地自容，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婴儿是单身母亲所生的。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大多会缺乏安全感和指导，而这正是成为社会的好公民所需要的。 一旦社会纽带和家人相互间的责任瓦解了，社区也就分崩离析。 自从1960年以来，美国的人口虽然只增长了40%，但暴力犯罪却陡增了55%，而我们对此却已司空见惯。青少年吸毒人数也在上升。 在北卡罗来纳的一个县，警察从12所中学逮捕了73名交易毒品的学生，而有些交易就发生在教室里。 与此同时，支撑着文明、体现于细微之处的礼貌和敬意，却正从学校、商店和街头消失。 由于受到电视和音乐中的脏话的影响，像“是的，女士”、“不，先生”、“谢谢”和“请”这样的话，只会让今天的孩子哈欠连天。 他们对好名声的作用满不在乎。 从父亲那传下来的，由我的兄弟姐妹和我保持的好名声，在现在仍和过去一样地珍贵。 甚至直到今天，当我走进巴克·戴维斯的商店，或去老家的理发店理发时，人们仍然称呼我是詹姆士·威廉的儿子。 我们家的好名声确实为我铺平了道路。 2.a他出生在伦敦南部的一个贫困地区。 他穿的短袜是从妈妈的红色长袜上剪下来的。 他的妈妈一度被诊断为精神失常。 狄更斯或许能创作出查理·卓别林的童年故事， 但只有查理·卓别林才能塑造出了不起的喜剧角色“流浪汉”，这个使其创作者声名永驻的衣衫褴褛的小人物。 就卓别林而言，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都比他的出生地给予了他更多的掌声（和更多的收益）。 在1913年，卓别林永久地离开了英国，与一些演员一起启程到美国进行舞台喜剧表演。在那里，他被星探招募到好莱坞喜剧片之王麦克·塞纳特的旗下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英国人认为卓别林的“流浪汉”多少有点“粗俗”。 中产阶级当然这样认为。劳动阶层反倒更有可能为这样一个反抗权势的角色拍手喝彩：他以顽皮的小拐杖使绊子，或用皮靴后跟对准权势者肥大的臀部踢一下。 尽管如此，卓别林的滑稽乞丐形象并不那么像英国人，甚至也不像劳动阶级的人。 英国流浪者并不留小胡子，也不穿肥大的裤子或燕尾服：欧洲的领导人和意大利的侍者才那样穿戴。 另外，“流浪汉”瞟着漂亮女孩的眼神也有些粗俗，被英国观众认为不太正派──只有外国人才那样，不是吗？ 而在卓别林大半的银幕生涯中，银幕上的他是不出声的，也就无从证明他是英国人。 事实上，当卓别林再也无法抵制有声电影，不得不为他的“流浪汉”寻找“合适的声音”时，他确实很头疼。 他尽可能地推迟那一天的到来：在 1936 的《摩登时代》里，他第一次在影片里发声唱歌。在片中，他扮演一名侍者，满口胡言乱语，听起来不像任何国家的语言。 后来他说，他想象中的“流浪汉”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没落的绅士。 但假如他在早期那些短小的喜剧电影中能操一口受教育人的口音，那么他是否会闻名世界就难说了， 而英国人也肯定会觉得这很“古怪”。没有人知道卓别林这么干是不是有意的，但这促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是一个才能非凡的人，他的决心之大甚至在好莱坞明星中也十分少见。 他的巨大名声为他带来了自由，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财富，他因此得以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事业发展之初，他就感到一种冲动要去发掘并扩展自己身上所显露的天才。 当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扮演的“流浪汉”时，他说：“这不可能是我。那可能吗？瞧这角色多么与众不同啊！” 这种震惊唤起了他的想象。 卓别林并没有把他的笑料事先写成文字。他是那种边表演边根据感觉去创造艺术的喜剧演员。 没有生命的物体特别有助于卓别林发挥自己艺术家的天赋。 他将这些物体想象成其他东西。 因此，在《当铺老板》中，一个坏闹钟变成了正在接受手术的“病人”；在《淘金记》中，靴子被放在锅里煮，靴底被蘸着盐和胡椒吃掉，就像上好的鱼片一样（鞋钉就像鱼骨那样被剔除）。 这种对事物的转化，以及他一次又一次做出这种转化的技巧，正是卓别林伟大喜剧的奥秘所在。 他也深切地渴望被爱，同时也害怕遭到背叛。 这两者很难结合在一起，有时这种冲突导致了灾难，就像他早期的几次婚姻那样。 然而即使是这种以沉重代价换来的自知之明也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得到了表现。 “流浪汉”始终没有失去对卖花女的信心，相信她正等待着与自己共同走进夕阳之中；而卓别林的另一面使他的凡尔杜先生，一个杀了妻子的法国人，成为了仇恨女人的象征。 令人宽慰的是，生活最终把卓别林先前没能获得的稳定和幸福给了他。 他找到了沃娜·奥尼尔·卓别林这个伴侣。她的沉稳和深情跨越了他们之间37岁的年龄差距。他们的年龄差别太大，以致当1942年他们要结婚时，新娘公布了他们的结婚日期后，为他们办理手续的官员问这位漂亮的17岁姑娘：“那个年轻人在哪儿？”──当时已经54岁的卓别林小心翼翼在外面等候着。 由于沃娜本人出生在一个被各种麻烦困扰的大家庭，她对卓别林生活中将面临的挑战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因为当时关于他俩有很多毫无根据的流言。后来在他那个有那么多天才孩子的大家庭中，卓别林有时会引发争吵，而她则成了安宁的中心。 卓别林死于1977年圣诞节。 几个月后，几个近乎可笑的盗尸者从他的家庭墓室盗走了他的尸体以借此诈钱。 警方追回了他的尸体，其效率比麦克·塞纳特拍摄的启斯东喜剧片中的笨拙警察要高得多。但是人们不禁会感到，卓别林一定会把这一奇怪的事件看作是对他的十分恰当的纪念──他以这种方式给这个自己曾为之带去这么多笑声的世界留下最后的笑声。 2.b24岁的阿加莎·墨丹妮·姆波戈，为人谦虚，谈吐温柔，算不上是个革命者的形象。 然而就在6个月前，她做了一件极富革命性的事情：她参加了肯尼亚恩布市的市长竞选，并且当选。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姆波戈女士是由区议会的同事们投票选出的，而那些人全是男性。 在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妇女的政治力量日益壮大。恩布市是一个位于内罗毕东北部的农业地区，距内罗毕两个小时的车程。对于生活在此地的数千妇女来说，姆波戈成了这种力量的标志。 1992年，姆波戈女士开始追寻她的从政梦想，她竞选了恩布市议员。像其他打算从政的非洲妇女一样，她面对着很多阻碍： 她缺钱， 没有政治经验， 要回答许多关于她个人生活的荒唐问题。 她说：“我的对手一口咬定我要与外市的人结婚并搬走。” 姆波戈还要面对本市妇女的诸多误解，她们中间有许多人起初并不愿意为她投票。 她成为捍卫妇女政治权利的使者，向妇女团体发表演说或者挎着手提包挨家挨户去做演讲，并给他们讲解政体，一讲就是数小时。 “她胜出我很高兴，因为是男人们选举了她，”恩布市的一位农民政治活动家利迪亚·基曼尼如是说。 “这正是我期望的结果，因为它似乎战胜了‘女人当不了领导者’这种观念。” 非洲妇女的教育已经成为政治活动家们着重考虑的问题。 有个机构已经在肯尼亚农村举办了十几次研讨会，目的是帮助妇女理解国家宪法以及民主政治制度的程序及理论。 一位资深的女政治活动家说，许多妇女连参政的最基本知识都没学过。 她说，有人教她们，在竞选运动中谁 “给你半公斤面粉、200克食盐或一条面包”，就投票选谁。 妇女政治活动家们说她们正在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作斗争。 这些传统要非洲妇女做饭、打扫屋子、照管孩子、种庄稼、收庄稼、支持丈夫。 她们通常不能继承土地，不能与丈夫离婚，不能理财，也不能从政。 然而，肯尼亚妇女从事政治活动并不是什么新现象。 在20世纪50年代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肯尼亚妇女就经常秘密地为部队提供武器并监视殖民军的阵地。 但是独立之后，领导者们惟恐失去自己的权力，将妇女排斥在政界之外。这种现象在非洲大陆随处可见。 今天，男性仍占有优势。 肯尼亚妇女占选民人数的60%，但在国民大会中的席位仅有3%。 从来没有一位肯尼亚妇女担任过内阁职务。 在这种背景下，阿加莎·姆波戈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 在赢得议会席位之后，她拒绝了被同事称为“女人委员会”的教育及社会服务委员会的职位， 而加入了城市规划委员会。这是个更显眼的工作。 接着，在去年，她决定挑战恩布市市长，一位资深政客。 姆波戈女士说，为肯尼亚乡村地区提供大量捐助的团体 “不愿意到这里来”，为此她感到很失望。 “我们没看到有人为社区办过什么事，”她说。 “这是一件丑闻，捐资者的钱似乎落入了个人腰包。” 经过一场激烈的竞选，她以7比6的选票当选。 她说恩布市的妇女为此兴高采烈， 而男人们则很不解，有些甚至心怀敌意。 她回忆说，男人们不解：那些男人怎么会选一个女人？ 但姆波戈女士并没有像其他女政治家那样受到攻击。 有些女政治家曾说她们的支持者有时在集会后会受到棍棒袭击。 去年6月，肯尼亚警方企图驱散在内罗毕西北部举行的一次妇女政治集会，坚持说它是非法的，可能引发骚乱。 目击者报告说，当时有100名妇女，包括一名国民大会委员。她们拒绝离开，于是警官扯下她们的标语，并对她们棒打拳击。 与此相反，姆波戈女士通常受到恩布市男士们的热烈欢迎，许多人说现在很高兴议会选择了她。 如今，捐助团体正式给恩布市的若干项目提供了资金。 在市中心建起了一个新市场。 医院新增添了有200个床位的产房。 为几十个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建起了集体宿舍。 姆波戈女士对这个市场和医院感到特别自豪，因为“它们对妇女有很大的影响”。 在现在的市场上，数以百计的人在遮阳伞下摆卖果蔬。一个卖柠檬的妇女说她喜欢新市长。 “我感觉如果碰到问题，我可以到她的办公室去找她，”她说。 “以前的市长呼来喝去，好像是个皇帝，他并不想听我的问题。” 旁边，有个男人说他发觉姆波戈女士带来了一种清新的变化。 “我厌倦了男人，”看着自己那一大堆洋葱，他说。 “他们只会许诺，但没有实际的东西。只要她能不断带来我们所需的东西，她就行。” 3.a人人都觉得福利救济对象是在骗人。 当我认识的许多坐轮椅的人面临与宠物猫分吃生猫食的窘境时，都会向福利机构多骗取几美元。为了能领到一点额外的福利款， 他们告诉政府说他们实际上少拿了200美元的养老金， 或告诉社会工作者，说房东又将房租涨了100 美元。 我选择了过一种完全诚实的生活， 因此我不会那样做，而是四处找活，揽些画漫画的活。 我甚至还告诉福利机构我赚了多少钱！ 哦，私下里领一笔钱当然对我挺有吸引力， 但即使我挡不住这种诱惑，我投稿的那些大杂志也不会去给自己惹麻烦。 他们会保留我的记录，而这些记录会直接进入政府的电脑。 真是态度鲜明，毫不含糊。 作为一名福利救济对象，我必须在社会工作者面前卑躬屈膝。 社会工作者心里知道，许多救济对象在欺骗他们，因此他们觉得，作为补偿，他们有权让救济对象向他们点头哈腰。我并不是故意感到忿忿不平。 大多数社会工作者刚开始时都是些大学毕业生，有理想，而且思想开明。 可是，在这个实际上是要人撒谎的体制里干了几年后，他们就变得与那个叫“苏珊娜”的人一样了──一个穿运动短裤的侦探。 去年圣诞节过后不久，苏珊娜到我家来了解情况，看到墙上贴着新的宣传画， 便想知道：“你从哪儿弄到钱来买这些？” “从朋友和家人那儿。” “那么，你最好要张收据，真的，你接受任何捐献或礼物都要报告。” 她这是在暗示我：得哀求她了。 但是我却将她顶了回去。 “那天在马路上有人给我一根烟，我也得报告吗？” “对不起，卡拉汉先生，可是规定不是我制订的。” 苏珊娜试图就修理轮椅的问题训斥我。由于福利部门不愿意花钱好好地修理，所以它总是坏。 “您是知道的，卡拉汉先生，我听说您的那辆轮椅比一般人用得多得多。” 我当然用得多， 我是个工作很积极的人，又不是植物人。 我住在闹市区附近，可以坐着轮椅到处走走。 我真想知道如果她突然摔坏臀部，不得不爬着去上班时，会是什么感受。 政府削减福利开支已经导致许多人挨饿受苦，我只是其中之一。 但它对脊柱伤残的人的影响更为突出：政府已经不管我们的轮椅了。 每次我的轮椅出问题，掉了螺丝，需要换个新轴承，或刹车不灵时，我都打电话给苏珊娜，但每次都要挨训。 她最后总会说：“好吧，如果今天我能抽出时间的话，我会找医务人员的。” 她该通知医务人员，由医务人员来确认问题确实存在， 然后打电话给各家轮椅维修公司，拿到最低的报价。 接着医务人员就通知州政府的福利总部， 他们再花几天时间考虑这件事。而这期间我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最后，如果我幸运的话，他们会给我回电话，同意维修。 当福利部门获悉我画漫画赚钱时，苏珊娜就开始每两个星期“拜访”我一次，而不再是每两个月一次了。 她寻遍每个角落，想找出我未上报的电器，或者是女仆、烤炉里的烤猪、停在房后新买的直升飞机什么的。 她从来都是一无所获，但最后我总要填厚厚的一叠表格，说明每一分钱的来历。 如何逐渐脱离福利照顾，这在法律条款中没有明确规定。 我是一个独立的生意人，正在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市场。 要脱离福利救济，一下子每月挣2, 000美元是不可能的。但我很想自己负担部分生活费用，不必在每次需要为轮椅买点配件时都去尴尬地求人。 真需要有一位律师来捍卫福利救济对象的权利，因为这一福利体制不仅容易使福利提供者滥用权力，也很容易使救济对象滥用权力。 前几天，由于药剂师说我使用的医疗用品超出常量，于是福利部门派苏珊娜到我的住所调查。 我确实多用了，因为外科手术中切的排尿孔的大小改变了，尿袋的连接处发生渗漏。 她正做着记录，我家的电话铃响了。 苏珊娜接听了电话，是一位州议员打来的，这使她慌了一下。 数以千计像我这样的福利救济对象，如果允许的话，可以慢慢地负担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用，对此，我要不要在州政府的委员会里尝试着做点儿什么呢？ 还用说吗？我当然要！ 总有一天，像我这样的福利救济对象将在一种新的福利制度下过上好日子，这种制度不会千方百计证明福利救济对象在欺骗，而是要鼓励他们自立。 他们将能自由地、毫无愧疚、毫不担忧地发挥他们的才干，或拥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 3.b已经是下午很晚了，我们驻曼谷公司的主席分配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在第二天陪一位重要的中国客商去泰国北部的旅游点。 我眼睛瞪着桌子，心里直冒火。 桌上成堆的文件足以证明，尽管我一周七天都在工作，可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去做。 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这些活儿赶出来。 第二天早晨，坐了一个小时飞机后，我们与其他数百名游客一起游览了一些景点。他们大多数都带着相机，满载着小礼物。 我仍记得那天挤在密集的人群中，心里很恼火。 当天晚上我和这位中国伙伴一起坐上了旅游包车去吃晚饭、看表演。那场表演我以前看过很多次了。 他跟其他游客聊着天，我则在黑暗中跟一位坐在我前面的男士说些应酬的话。他是位比利时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开始感到奇怪，为什么他的头一动不动地保持着一个古怪的角度，好像在祷告一样。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 他是位盲人。 我身后有人打开了灯，我看到了他浓密的银发，还有方正有力的下巴。 他的双眼里似乎有一层白膜。 “我吃饭时能坐在您的旁边吗？”他问道。 “我很想您能把看到的向我略作介绍。” “我很乐意，”我回答说。 我的客人与几位新交的朋友径直走进了餐馆， 我和这位盲人跟了进去。 我用手搀着他的肘部给他领路，但他昂首挺胸地前行，没有丝毫的犹豫或佝偻，好像是他在给我带路。 我们找了一张靠近舞台的桌子， 他要了半升啤酒，我则要了一杯葡萄汽水。 我们等着上饮料时，这位盲人说：“我们西方人听起来这首乐曲似乎变调了，但还是挺有魅力的，您能描述一下奏乐的人吗？” 我并没注意到舞台那头的五个人，他们在奏着演出的开场乐曲。 “他们盘着腿坐在小地毯上，身着宽松的白色棉布衬衫和肥大的黑裤，腰系染成鲜红色的布带。 他们中三个是年轻小伙子，还有一位中年乐手和一位老年乐手。 他们中一个击鼓，另一个奏着木制的弦乐器，另外三个用琴弓拉着一种类似小提琴但要小一些的乐器。” 光线暗下来，盲人问：“那些游客们都长什么模样？”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肤色、体形、个头也都不同，简直就是一个不同种族人的大聚会，”我低声说。 我把声音压得更低，凑近他的耳朵说话，他也热切地把头靠过来。 从来没有人如此强烈地想听我讲话。 “离我们很近的是一位日本老妇人，”我说。 “她旁边有一个黄头发的斯堪的纳维亚男孩，大约五岁，身体往前倾，他的脸刚好在老妇人的脸下面。 他们一动不动，等着演出开始。 这真是一幅生动完美的画像，有老人也有儿童，有欧洲也有亚洲。” “是的，是的，我看到他们了，”盲人微笑着轻声说。 舞台后部的帷幕拉开了， 出来六位年轻女孩子。我向他描述她们身着紫罗兰色丝裙，白色外衣，头戴形似小皇冠的金色帽子，帽上的饰物随着舞蹈节奏有弹性地跳动着。 “她们的手指上有金色的指甲，有八厘米长吧，”我告诉盲人。 “长指甲使手部的每一个动作都更显得十分优美，真好看。” 他微笑着点点头： “太美妙了，我真想摸一下那些金色的指甲。” 第一个节目结束时，我们刚好吃完甜食，我找了个借口过去与戏院经理搭话。 我一回来就告诉我的伙伴：“有人请你到后台去。” 几分钟后他站到了其中一位舞蹈演员的身旁，她戴着小皇冠，但还不及他胸部那么高。 她害羞地将两只手伸向他，黄铜指甲在头顶射下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他慢慢地伸出双手，那双手足有女孩手的四倍大，他握住了那双小手，就好像捧起两只小鸟一样。 他抚摸着那些光滑、呈弧形弯曲的金属尖指甲时，女孩静静地站着，惊奇地注视着他的脸。 我不禁哽咽了。 乘出租车回酒店后，我的中国客人仍然与别人在一起。盲人拍拍我的肩膀，把我拉向他，紧紧地拥抱着我。 “你帮我看到的一切太美了，”他低声说，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后来我想，是我该谢谢他。 其实盲的人是我，我看事物只是在表面一掠而过。 在这忙碌的世界里，一层快速形成的面纱遮住了我们的双眼，是他帮我揭开了这层面纱，见到了一个以前从未欣赏到的崭新世界。 此行之后的一周，主席告诉我，那位中国经理来电话说他对旅程非常满意。 “干得好，”主席笑着说， “我就知道你会有神奇的表现。” 我无法告诉他，是别人的神奇改变了我。 4.a一个将会大大提高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准的转变正方兴未艾。 一些不久前还是信息闭塞的地方正在迅速获得最新的通信技术，这将促进他们吸纳国内外投资。 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许多国家也许需要10年时间来改善其交通、电力供应和其他公用设施。 但是只一根直径小于半毫米的光纤电缆就可以比由铜丝制成的粗电缆承载更多的信息。 由于安装了光纤电缆、数字转换器和最新的无线传输系统，从北京到布达佩斯的一系列城区和工业区正在直接步入信息时代。 一个蛛网般的数字和无线通信网络已经发展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东欧的部分地区。 所有这些发展中地区都把先进的通信技术看作一种跨越经济发展诸阶段的途径。 例如，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望缩短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工业转向涉及工程、营销和设计的那些产业所需的时间。 现代通信技术“将使中国、越南这样的国家比那些困于旧技术的国家拥有巨大的优势”。 这些国家应以多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是人们争论的一个问题。 许多专家认为，越南在目前急需电话的情况下，却要求所有的移动电话都必须是昂贵的数字型电话，这种做法太超前了。 一位专家说：“这些国家缺乏成本估算和选择技术的经验。” 然而毋庸争辩，通信技术将是区分输赢的关键因素。 看一看俄罗斯的情况吧。 由于其坚实的数学和科学教育基础，它应该在信息时代有繁荣的发展。 问题是，它的国内电话系统是一堆生锈的20世纪30年代的老古董。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俄罗斯已经开始铺设光纤电缆，并制定了投入400亿美元建设多项通信工程的战略计划。 但是由于其经济陷于低迷，几乎没有资金来着手解决最基本的问题。 与俄罗斯相比，在未来10年中，中国大陆计划对通信设备投入1,000亿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落后成了一种有利因素，因为这一发展正好发生在新技术比铜线电缆系统更便宜的时候。 到1995年底，中国除了拉萨以外的省会都将有数字转换器和高容量的光纤网， 这意味着其主要城市正在具备必需的基础设施，成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主要部分，使人们能够进入系统，获得最先进的服务。 电信工程也是上海实现其成为一流的金融中心这一梦想的关键。 为了能给国际投资者提供其所期望的电子数据和无纸化交易方面的出色服务，上海计划建设与曼哈顿同样强大的电信网络。 与此同时，匈牙利也希望跃入现代世界。 目前，有70万匈牙利人等着装电话。 为了部分地解决资金问题，加速引进西方技术，匈牙利将国有电话公司30%的股份出售给了两家西方公司。 为进一步减少电话待装户，匈牙利已将权利出租给一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企业集团，来建造并经营一个据说位居世界先进行列的数字移动电话系统。 事实上，无线方式是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建设电话系统的最受欢迎的方式之一。 建造无线电发射塔要比翻山越岭架设线路更便宜。而且，急切盼望可靠服务的企业乐于花费可观的高价来换取无线电话服务──其资费通常是固定线路电话资费的二至四倍。 整个拉丁美洲对无线通信的需求和使用已急速增长。 对于无线电话服务商来说，没有任何地方的业务比拉丁美洲更好了──在那里有一个营运点就好像有一堆无穷无尽供你使用的钞票。 在四个无线电话市场有营运点的贝尔南方电话公司估计，来自于其每个客户的平均年收入均为2,000美元，而在美国仅为860美元。 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拉丁美洲客户的通话时间是北美洲客户的二至四倍。 泰国也在求助于无线通信方式，以便让泰国人在发生交通堵塞时更好地利用时间。 而且在泰国，从办公室往外打电话或发传真并不那么容易：待装电话的名单上有一二百万个名字。 因此移动电话在商务人士中成为时尚，他们在交通堵塞时也能与外界保持联系。 越南正在做一个最大胆的跳跃。 尽管越南人均年收入只有220美元，它计划每年增加的30万条线路将全部为有数字转换功能的光纤电缆，而不是那些以铜线传送电子信号的廉价系统。 由于现在就选用了下一代的技术，越南负责通信的官员说他们能够在数十年中与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保持同步。 对于那些长期落后的国家来说，一跃而名列前茅的诱惑难以抵御。 而且，尽管他们会犯错误，他们仍会坚持不懈──总有一天，他们将能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与美国和西欧并驾齐驱。 4.b你是否太累了，不想去录像店却又想在家看《美女与野兽》？ 是不是想听听你最喜欢的吉他演奏家最新的爵士乐磁带？ 或需要一些新的阅读材料，比如杂志或书？ 没问题。 只要坐在家中的电脑或电视机前，在一个含有上千条目的电子目录中输入你想要的东西和需要的时间就行了。 在暑假去日本之前你想学日语，可学校又没有日语老师。 不用担心， 你可以报名上另一地区或城市的学校的日语课，让他们将这门课程最新的教材传送到你的电脑上，然后通过看录像学习。 如果你在翻译作业或发音上还需额外帮助，辅导教师可通过电脑给你反馈。 欢迎来到信息高速公路。 尽管几乎人人都听说过信息高速公路，可即使专家们也对这一名称的确切含义以及它所预示的未来存在分歧。 但广义地说，信息高速公路是指由今天的广播、电视、录像、电话、电脑、半导体等产业组合而成的一个互相关联的大产业。 是技术进步在引导着这一大联合。这些技术进步已使存储信息以及向家庭和办公室快速传输信息变得更为容易。 例如，由细如发丝的玻璃纤维制成的光纤电缆是一种极为高效的信息载体。 射过玻璃纤维的激光可以传送的数据是标准电话线的25万倍，或者说，它每秒可传送几万段像这样的文字。 这些技术使得数据传送的容量和速度大大提高。这种情况可以与高速公路相比，相比双车道，多车道能使更多的车以更快的速度行驶──信息高速公路由此得名。 今天，与信息高速公路最接近的就是互联网，这是一个由电脑连接而成的网络系统，它能使135个国家多达2,500万人进行信息交换。 但是，互联网主要是传送文字，而信息高速公路不久将使其他形式的电子数据传送（如声音文件和图像的传送）成为普遍现象。 举个例子，这将意味着欧洲的一位医道高明的医生通过电脑看了病历就能给美洲的病人治病，决定病人用药的剂量，甚至还可以遥控一个操手术刀的机器人施行手术。 一位专门从事科技报道的记者预言道：“把录像邮件的片段传送到大楼的其他地方或国内其他地方要比在键盘上打出文字来更为容易。”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说，我们这个世界正处于“新时代的前夜”。他是克林顿政府中推行高科技的主要人物。 戈尔希望联邦政府在决定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然而，在一个预算拨款相对较少的时期，美国政府不可能拿得出今后20年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所需的资金。 这就使得私人企业──电脑公司、电话公司、有线电视公司──得以填补由于政府无法顾及所留下的空缺。 尽管这些企业在最令人振奋的新技术上领先，一些批评者担心追逐利润的企业会只开发面向富人的服务项目。 华盛顿大众媒介教育中心主任杰弗里·切斯特担心地说：“如果数据高速公路控制在私人企业手中，它可能只会成为富人的虚拟世界。” 另一位专家说，必须让穷人也用得上高科技。 他说：“这种权利对于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找到好工作都将至关重要。 那么多的交易、交流──银行业务、购物、通信、信息交流──都将通过这一媒介进行，因此那些只能靠邮递员发送邮件的人实在是有落伍的危险了。” 今年年初，当图表显示正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设施的四家地区性电话公司只接通了富人社区时，一些专家对此不无担忧。 这几家公司否认自己避开穷人，但也承认有钱人会成为首批受益者。 其中一家公司的发言人说：“我们总要先从某些地区开始，即我们认为会有顾客购买这些服务的地区。做生意就是这样。” 维护穷人权益的人士希望这些正在建设数据高速公路的公司能够将其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此项技术的普及。 提倡技术普及的人士已启动了他们自己的几个项目。 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社区存储器项目”已在公共建筑物和地铁站里安装了电脑终端，花25美分就可发送信息。 在加州的圣莫尼卡，所有公共图书馆里的打字机都被换成了电脑；任何人，不仅仅是图书馆管理员，都可通过电脑发信件。 随着我们日益临近信息高速公路的实现，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为了使信息高速公路对大多数人有价值，人们应该了解哪些是可能做到的，以及连通后如何能从中受益。 信息高速公路带来的可能性不胜枚举，但要使其成为现实，还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来开展这一工作。 5.a事实如此，我们孤独无依地生活着。据最近的统计，共有2,200万人独自生活在自己的住所里。其中有些人喜欢这种生活，有些却不喜欢。 有些离了婚，有些鳏寡无伴，也有些从未结过婚。 孤独或许是这里的一种民族弊病，我们羞于承认它，甚于其他任何罪恶。 而另一方面，故意选择独处，拒绝别人的陪伴而非为同伴所弃，却是美国式英雄的一个特点。 孤独的猎人或探险者去鹿群和狼群中冒险，征服广袤的荒野时，并不需要有人陪伴。 梭罗独居在湖畔的小屋，有意疏离了城市生活。现在，这成了你的个性。 独处的灵感是诗人和哲学家最有用的东西。 他们都赞成独处， 都因能够独处而自视甚高，至少在他们匆忙赶回家喝茶之前的一两个小时之内是这样。 就拿多萝西·华兹华斯来说吧，她帮哥哥威廉穿上外衣，为他找到笔记本和铅笔，向他挥手告别，目送他走进早春的阳光去独自对花沉思。 他写道：“独处多么优雅，惬意。” 毫无疑问，如果自愿独处，感觉要好得多。 看看弥尔顿的女儿们：她们为他准备好垫子和毯子，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开，以便他能创作诗歌。 然而他并不自己费神将诗歌写下来，而是唤回女儿们，向她们口述，由她们记下来。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这些艺术家类型的人，大多是到户外独处， 而家里则自有亲人备好了热茶，等着他们回家。 美国的独处代表人物是梭罗。 我们钦佩他，并非因为他能自力更生，而是因为他孤身一人在瓦尔登湖畔生活，他喜欢这样──独居在湖畔的树林中。 实际上，他最近的邻居离他只有一英里，走路也就20分钟；铁路离他半英里；交通繁忙的大路距他300码。 整天都有人进出他的小屋，请教他何以能够如此高洁。 显然，他的高洁之处主要在于：他既没有妻子也没有仆人，自己动手用斧头砍柴，自己洗杯洗碟。 我不知道谁为他洗衣服，他没说，但他也肯定没提是他自己洗。 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我从未发现比独处更好的伙伴。” 梭罗以自尊自重为伴。 也许这里的启示是：自我意识越强，就越不需要其他的人在周围。 我们越是感觉谦卑，就越受孤独的折磨，感到仅与自己相处远远不够。 若与别人同住，他们的小别会使你感到耳目一新。 孤独将会于星期四结束。 如果今天我提到自己时使用的是单数人称代词，那么下星期我就会使用复数形式。 其他人不在的时候，你可以放飞自己的灵魂，让它充满整个房间。你可以充分享受自由，随意来去而无需道歉。你可以熬夜读书、大泡浴缸、一口气吃掉整整一品脱的冰淇淋。你可以按自己的节奏行动。 暂别的人会回来。 他们的冬季防水大衣还放在衣橱里，狗也在窗边密切留意他们归来的身影。 但如果你单独居住，那么朋友或熟人的暂时离别会使你感到空虚，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孤独的感觉时起时落，但我们却永远需要与人交谈。 这比需要倾听更重要。 噢，我们都有朋友，可以把大事要事向他们倾诉。我们可以打电话对朋友说我们丢了工作，或者说我们在湿滑的地板上摔倒了，跌断了胳膊。 每日不断的琐碎抱怨，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和意见，积在那儿，塞满了我们的心。 我们不会真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说我们收到了姐姐的一个包裹，或者说现在天黑得比较早，或者说我们不信任最高法院新来的法官。 科学调查表明，独居的人会对着自己、对着宠物、对着电视机唠叨不休。 我们问猫儿今天该穿蓝色套装还是黄色裙装， 问鹦鹉今天晚餐该做牛排还是面条。 我们跟自己争论那个花样滑冰选手和这个滑雪运动员到底谁更了不起。 这没什么不妥， 也对我们有好处，而且不像有些人那么令人尴尬：在超市付款处，排在前面的女人告诉收银员，她的侄女梅利莎星期六可能会来看她。梅莉莎非常喜欢热巧克力，所以她买了速溶热巧克力粉，虽然她自己从来不喝这东西。 重要的是保持理性。 重要的是不再等待，而是安顿下来，使自己过得舒服，至少暂时要这样。要在我们自身的条件下发现一些优雅和乐趣，不要做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英国诗人，而要像一个被关在塔楼里的公主，耐心地等待着我们的童话故事迎来快乐的结局。 毕竟，事已至此， 这或许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局面，但眼下我们不妨称之为家吧。 不管怎么说，没有什么地方比家更好。 5.b同卵双胞胎卡蒂和萨拉·莫纳汉去年来到宾夕法尼亚的葛底斯堡大学，决心闯出一条独立之路。 虽然这对18岁的姐妹曾要求住在不同的宿舍楼，但宿管处还是把她们安排在了同一栋楼的第8层，中间只隔一条过道。 卡蒂与室友相处融洽，但萨拉却十分不快。 她因许多事情与室友暗地里不和，诸如什么时候熄灯、家具应如何摆放等等。 最后她们将房间一分为二，彼此不再说话，主要通过写便条进行交流。 这段时间里，萨拉不断跑到过道对面卡蒂那儿寻求慰藉。 不久两人又想住在一起了， 而萨拉的室友最终也同意搬出。 “从重新住在一起的第一晚开始，我就感到很舒服，”萨拉说， “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 萨拉以和同卵双生姐妹同住的办法走出了她的困境，这种办法很少见，但她所遇到的冲突却并不罕见。 尽管许多学校已做了许多努力来为学生安排合适的室友，但结果常常不尽如人意。 一位室友总感觉冷，而另一位却总是不想调高暖气温度，尽管气温计显示室外温度已达零下5度。 一个喜欢安静，而另一个却每天练习两个小时的小号，或将音响开得很大，响得连整个房间都在振动。 一个只吃有机蔬菜产品，认为所有生物都是神圣的，即使是蚂蚁、蚊子也如此，而另一位却爱穿皮草，喜欢在生物课上将青蛙开膛破肚。 彼此性格不合时，离家上大学的那种兴奋感就会立刻变得索然无味。 而且，室友会互相影响对方的心理健康。 根据最近的研究，大学生室友的忧郁症往往会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学会容忍陌生人的习惯可使大学生学会灵活应变和妥协的艺术，但这往往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 21岁的朱莉·诺埃尔是大四学生。她回忆说，她一年级时与室友无法沟通，彼此整整一年都很不自在。 “我曾从早到晚用CD机播放同一张碟，就是为了试试她，因为她太羞怯了，”诺埃尔说， “直到那天晚饭时，她才终于改变了她的羞怯。” 虽然她们没有将房间一分为二，但是到了年末，她们还是大吵一场分开了。“回想起来，我真希望当时能跟她谈谈我的感受，”诺埃尔说。 大多数室友间冲突的起因都是小小的令人不快的分歧，而不是抽象的哲学原则上的重大争执。 “都是具体的事情弄得室友不和，”俄亥俄州一所大学的宿舍管理处主任助理说。 在极端的情况下，室友间的冲突可能引发严重的暴力事件。去年春天哈佛大学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一位学生将她的室友杀害后自杀。 许多学校都已经启动了化解冲突的项目，以缓和紧张形势，要不然它们就会像火山一样蓄势待发，最终导致暴力行为。 有些大学采用了“室友合同”的做法：所有新生在参加有关室友关系的讨论会之后，都要填写签署该合同。 学生们订下详细的宿舍行为准则，包括可以共同接受的学习时间、睡眠时间，动用彼此物品的原则，以及如何处理留言。 虽然合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永远不会诉诸法庭，但合同副本都被送到所在楼层的宿舍指导员处，以防日后发生冲突。 宿舍管理处主任说：“合同允许我们处理一些同学们没有想到或不愿谈及的问题。” 有些学校试图通过电脑配对安排住宿，以期防止争吵发生。不过这种做法更像推测游戏，并不科学。 它根据学生对住宿表格上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将他们组合在一起。这些问题包括是否容忍抽烟，选择什么样的作息时间，以及对个人习惯是整洁还是凌乱的自我描述。 有时家长会拿走表格，就他们孩子的习惯填入不真实的、一厢情愿的数据，特别是在吸烟问题上，这就削弱了这种做法的效果。 此外，宿舍管理人员中关于大学生活特色的理论之争也使这一安排过程复杂化。这一争论围绕的主题是：“到底是让相似的人住在一起，还是让不同的人住在一起，让他们取长补短呢？” 一幅漫画道出了许多学生对这一做法的感受：面对一大堆资料，宿舍工作人员随便拿出两张待选的表格，叫道：“这位喜欢象棋，那位爱好足球，他们住在一起是最理想的了！” 一位二年级学生艾伦·萨斯曼回忆道：“我觉得他们肯定了解我们的性格，然后就选性格相反的（搭配）。” 萨斯曼喜欢整洁，学习认真，而他的室友却邋里邋遢，而且喜欢通宵聚会直至凌晨。 “我一进房间，就看见他在我的桌子上到处乱翻，想找邮票去寄信。 还有一次，我回来就看到他在吃我的最后一块巧克力曲奇饼，那是我妈妈带给我的。 宿舍楼里的人都在打赌我们什么时候打起来，”他说。 但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们却最终成了朋友。 萨斯曼说：“我们彼此从对方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我也决不想再有这样的经历了。” 6.a商科学生有时对课程里包含商业道德课略感吃惊。 他们通常没意识到在很多国家，形形色色的贿赂行为正日益增多。在某些国家，这已成为人们几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假定在一场与政府官员的谈判中，贸易部长向你明确表示如能给他一大笔贿赂，那么你的商品拿到进口许可证就会容易得多，还可能避免他所说的“程序上的延误”。 现在的问题是：你是被迫掏钱呢，还是坚持原则？ 高尚的道德标准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会怎么做呢？ 早些时候，一家英国汽车制造商被指控利用一笔基金行贿，并进行其他一些可疑运作，如给代理商和客户高额回扣、提供额外折扣、向一些在瑞士银行开的匿名账户汇款等。 这家汽车公司否认了这些指控，后来指控也被撤销了。 然而，当时英国汽车业里就有人准备私下里说：“瞧，我们这一行竞争激烈， 每年我们汽车的海外销售额超过10亿英镑。 如果花几百万英镑能让一些客户高兴，谁会有损失呢？ 我们不这样干，别人也会这样干的。” 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贿赂以及其他可疑开支正日渐增多。 的确，这似乎已成为商界的一个事实。 仅举一例：美国第三大汽车制造企业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透露，它在1971至1976年间共发生了250万美元的可疑开支。 这一事实的披露，使克莱斯勒与其他300多家美国公司一样，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承认自己近年曾有过某种形式的支出，像贿赂、额外打折等。 为方便讨论起见，我们可将这些支出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那些为政治目的或为获得大宗合同所付出的大笔款项。 比如，有一家美国企业曾因可能违反美国商业法规而受调查，当时它捐出一大笔款项支持一位总统候选人。 后来发现，这家公司也打算资助美国推翻智利政府的秘密行动。 这一大类也包括为得到武器销售或重大的石油、建筑等项目的合同而向权势家族及其身边的顾问所付出的大笔款项。 在一桩涉及对伊朗武器销售的案子中，一位证人声称一家英国公司曾付给某“洽谈人”100万英镑。此人帮忙做成了一笔向伊朗提供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的交易。 据闻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向外国公司施压，要他们向党派组织的账户捐款。 第二大类包括旨在促使政府加快对某些工程项目的正式批准而作的支出。 关于这一点有个有趣的例子：有个销售经理几个月来一直试图向加勒比地区一个国家的建工部长推销道路工程机械。 后来，他想到了办法。 了解到建工部长收藏珍本书，他买了一本书的珍藏版，在书里夹了两万美元，将其送给部长。 部长看了书的内容后说：“我知道这书有两卷本的。” 机敏的销售经理答道：“先生，我们公司买不起两卷本，不过可以给你弄一本带‘前言’的！” 不久，这笔生意获准了。 第三大类指某些国家按照传统做法付给在交易中起作用的人的费用。 中东的一些国家和某些亚洲国家的做法都属此类。 是否有可能制订一套公司法规，防止各种类型的贿赂呢？ 国际商会（ICC）赞成用一套行为准则来制止行贿索贿。 这一准则试图区分哪些是真正为服务所付的佣金，哪些是等同于贿赂的过高费用。 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实际操作这一准则。 可惜的是，国际商会委员们就如何实行这一法规的意见不一。 英国委员们希望这一体系有充分的法律效力以使公司规范行事。 而法国代表认为制定和实施法律是政府的事。 像国际商会这样的商业团体该做的是表明孰对孰错，而非强制实行什么。 在一家知名英国报纸上，最近有位作者指出“企业已陷入贿赂网”，人人都“贪赃枉法”。 这一说法可能有些夸张。 然而，如今做海外销售的商人们常常难以做到既确保自己的商业利益，又无愧于道德良心。 6.b每年夏天，总有大约十几名记者聚集在伦敦北部的一个旧军训营，用一整天的时间来观看伦敦特警部队的训练。 特警通常要对付日益增多的携带枪支的犯罪分子。 记者们也有机会在练习场射击。射击似乎并不难，我们的子弹几乎都打到靶上了。 然后我们进入训练的下一步：模拟在街道上实际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场上的灯光暗了下去，我们面对一块大屏幕站着， 手中仍有枪，但子弹是假的。屏幕上演员们在扮演着各种场面。 那个抓着一名妇女挡在身前的人真拿着枪吗？ 那个看似要投降的人是否真会投降，还是会举枪射击？ 我们必须判断是否该开枪，该何时开枪，就像警察真实地面对此情此景时必须做出判断一样。 记者们在这一阶段的表现不太出色。 恐怕我们打死了不少无辜的人，他们手中最致命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根棍子而已。 多年来，对于是否该给更多的英国警员配枪，人们一直争论不休。 目前的做法是给英国所有的43个警局都配备少数特警，他们定期接受强化训练来保持达标。 但是随着警察遭遇的暴力事件逐渐增多，人们对这一做法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 通常，遭殃的是在街上巡逻的普通警察，而不是姗姗来迟的武装特警。 为了了解英国警方面临的局面，可以看一下诺森布里亚郡警局的情况。该局负责英格兰东北部5,000平方公里区域内的治安。 所辖的乡村和几个城区内居住着150万人口。 那里的3,600名警察要应付英国20世纪90年代常见的各类事件。 该警局负责人约翰·史蒂文斯最近发表了他对过去几年工作的述评。 例如，1994年，共有61名警员（男性54人，女性7人）由于履行职责时遭受攻击而不得不提早退休。 在因健康原因获准退休前，他们共请病假12,000天，相当于50名警员休假一年。 史蒂文斯这样评论道：“警务的人力成本从未如此之高， 离职的警员中严重伤残的达三分之一，他们因打击犯罪而将在余生中承受痛苦。” 警察的这种遭遇也发生在英国其他地方。不过警局本身仍反对扩大为警员配备武器的范围。 去年进行的最新调查表明，赞成者只占46%。 但是普通老百姓赞成这一做法，他们中的67%赞成扩大配发枪支的范围。 但他们自己当然不想带枪，更不会想用枪。 回想一下我自己在练习场射击的经历，我肯定也不想负这个责任。 人人都清楚警察需要更多的保护，以防刀枪。 他们现在所携的警棍较以前的要长， 也有了防利器的上衣和手套。 下一步可能的做法是政府同意试验胡椒喷雾剂，一种从胡椒中提取的有机物质。如果喷在脸上，它能使袭击者丧失行动能力。 运用得当的话，所产生的不适就只是暂时的，尽管很强烈。 只要用水冲洗，几个小时内应可彻底恢复。 这当然是难受的，但比挨子弹要好。 很多英国人不反对警察携带加长的警棍或胡椒喷雾剂。 他们只是想见到警察。 不知多少次，当我们在街上拍摄警察镜头时，总有当地居民过来告诉我们，这是几周以来他们在此地第一次看到警察。 实际上，对传统警察形象和职责构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枪支和武装犯罪，而是我们要求警察做的日益增多的工作。 新的法令和重点警务工作占去了大量时间，结果使得很多警队派不出警员上街巡逻。 官员们要求民众留意街区治安。 在一些繁华地区，居民们雇请私人保安公司。 很多警员认为正是这些额外工作改变了他们的职责，而非担心被枪击。 今后，如果你想知道时间，去问警察恐怕会没有用。 要么你连见都见不到他，要么他没有时间回答。 7.a《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分布》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畅销书，却是一本汇集了50多年人类遗传学方面研究成果的好书。 它对人类在基因层面上的差异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广泛的调查， 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如果不考虑影响肤色、身高等表面特征的基因，不同的“种族”在外表之下相似地令人吃惊。 个体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群体之间的差异。实际上，那种认为某一种群比另一种群的基因更优越的理论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然而，此书还不仅仅是对目前的种族偏见理论的反驳。 这一项目的主要倡导者，斯坦福大学教授路卡·卡瓦里-斯福尔扎，与同事一起经过16年的努力，绘制了这一世界上首幅人类基因分布图谱。 此书的一大特点是提供了500多幅图，显示了相同的遗传基因所处的区域，这很像其他地图上用同样的颜色标示同样海拔高度的地区。 通过测定当前人类种群间的亲缘关系，作者们勾绘了地球上早期人类迁徙的路线。他们的研究结果相当于一份全球家谱。 他们在人类血液中找到了绘制这一家谱所需的信息：不同的蛋白质就是显示一个人的基因构成的标志。 作者们利用几十年来科学家们收集的数据，汇编成了近2,000个群体中成千上万个个体的数据图。 为了确保种群的“纯正”，这项研究将对象限定于自1492年起，即欧洲最初的大规模迁徙之前就一直居住在现生活区域的那些群体。这实际上就是一幅哥伦布驶向美洲时期的世界人口基因分布图。 收集血样，特别是到偏远地区的古老人群中收集血样，并非总是易事。 潜在的供血者通常不敢合作，或存在宗教上的担心。 有一次在非洲农村，正当卡瓦里·斯福尔扎要从儿童身上采血时，一个愤怒的村民手执斧头出现在他面前。 这位科学家回忆道：“我记得他说，‘如果你从孩子们身上抽血，我就要放你的血。’那个人是担心我们可能用这些血来施魔法。” 尽管有困难，科学家们还是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发现。 其中之一就醒目地印在此书封面上：人类基因变异彩图表明，非洲与澳洲分别位于变化范围的两端。 因为澳洲土著和非洲黑人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外表特征，如肤色、体型等，所以被普遍认为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但是他们的基因却表明并非如此。 在所有人种中，澳洲人与非洲人的关系最远，而与其邻居东南亚人非常接近。 我们所看到的人种差异，例如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差异，主要是人类从一个大陆向另一个大陆迁徙时为适应气候所产生的。 结合对远古人骨的研究，这一图谱证实了非洲是人类的诞生地，因而也是人类迁徙的始发地。 这些发现，再加上现代非洲人与非非洲人之间的巨大基因差异，说明了从非洲种群开始的分支是人类家谱上最早的分支。 这一基因分布图谱对长期以来困绕着科学家的人种起源问题也做出了新的解释。 南部非洲的科伊桑人就是一个例子。 很多科学家认为科伊桑人是一个独立的非常古老的人种。 他们语言中那种独特的短促而清脆的声音使得一些研究者认为科伊桑人是最原始的人类祖先的直系后裔。 然而他们的基因却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基因研究表明科伊桑人可能是古代西亚人与非洲黑人的混血。 图谱上显示的遗传轨迹表明这一混血人种的发源地可能在埃塞俄比亚或中东地区。 法国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是人类家谱图上欧洲人分支的最特殊的成员。 他们有几组少见的基因类型，包括一种罕见血型的发生率在巴斯克人中也是最高的。 他们的语言起源不明，也无法被归入任何标准的类别。 他们居住的地区紧挨着发现早期欧洲人壁画的几个著名的洞穴这一事实使卡瓦里·斯福尔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欧洲最早的近代人中，巴斯克人极有可能与克罗马努人关系最直接。” 人们认为所有的欧洲人都是混合人种，有65%的亚洲人基因，35%的非洲人基因。 除了揭示人种的起源以外，基因信息对医学界来说也是最新资料。医学界希望能用人类脱氧核糖核酸（DNA）制成特别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可能具有某种抗病药物的价值。 保护土著人权益的活动家们担心科学家可能会利用土著人：从当地人血样中提取的基因物质可被用于商业目的，而DNA 提供者却不会获得足够的报酬。 卡瓦里·斯福尔扎强调，他的工作不仅有科学意义，而且也有社会意义。 他说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削弱”造成种族偏见的“传统的种族观念”。 他希望这一目的会得到一直为同样目的进行抗争的土著民族的接受。 7.b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世界上的伟大天才──爱因斯坦们、毕加索们、莫扎特们，似乎都是造物主神功使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就是一个典型，据说他出身在一个体力劳动者家庭，后来却成了现代数学之父。 一位研究早期学习的教授驳斥了这一说法，称他研究高斯的童年时发现在其两岁时，他母亲就教给他数字。 他的父亲是个体力工种的监工，本人并不是工人，还常和高斯玩计算游戏。 而且高斯还有个受过教育的叔叔，他在高斯很小的时候就教他复杂的数学。 其他天才们的情况也是一样。 爱因斯坦的父亲是位电气工程师，他所演示的实用物理知识令儿子很着迷。 毕加索的父亲是位美术教师，他让小帕布罗在8岁时画一碗又一碗的水果。 莫扎特的父亲是位受雇于贵族宫廷的音乐家，他在儿子还不会走路时就教他唱歌、弹奏乐器。 “在每一个例子里，仔细研究一下天才的成长背景，都可以发现父母或教师进行早期激励这种模式，”这位教授说。 但是父母应该给予怎样一种激励呢？ 大量证据表明，家长的压力常会导致孩子疲劳厌倦而不是成为天才。 有一项研究认为有两种家庭教育的风格：支持型和激励型。 支持型的家长会尽全力帮助孩子发展兴趣爱好，赞扬其获得的成就，不管它多么微小。 一般来说，这样的家长会营造一个有规矩的、令人愉快的家庭环境。 激励型的家长会更主动地参与到孩子们的活动中去，在某些领域里带领他们前行，推动他们努力，通常起着导师的作用。 这一研究跟踪了四组儿童：一组儿童的家长是支持型的，一组是激励型的，一组是支持激励相结合的，最后一组儿童的家长既不支持也不激励。 孩子们领到了一些电子装置。当发出声响时，他们就要记下自己在干什么，并评估自己从中所感受到的快乐和反应的敏捷程度。 结果并不太出人意外。支持型父母的孩子所感到的快乐程度高于平均水平，但学习或做事时精力却不是那么高度集中。 表现最好的孩子的父母结合了支持和激励型的教育。 这些孩子显示了相当不错的快乐感，在学习过程中反应也很敏捷。 给予激励但缺乏支持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很可能会疲劳厌倦。 这些孩子确实能长时间努力，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敏捷程度和快乐感大大低于生活在能兼顾激励和支持的家庭环境中的孩子。 另一关键因素是父母需要与孩子进行适当的交谈。 通过与成人交流，孩子学会的不仅是语言技巧，而且还有成人的习惯与思维方式。 像毕加索、爱因斯坦这样的神童之所以能在生活中率先起跑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教给他们如何思考像艺术或物理这样的科目。 在荷兰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父亲们一般每天用于与孩子交谈的时间只有11秒钟。 新近在美国作的一项研究显示了稍好的结果，但这些父亲每天与孩子的交谈时间仍不到一分钟。 重要的不仅仅是花了多少时间，还有与孩子交谈的方式。 对孩子的问题只做出简单的回应，或是只给出乏味的回答，这样的父母带给孩子们的是一种消极的、狭隘的思维方式。 从另一方面来说，乐意与孩子作一步一步深入的论证，鼓励子女探索各种想法，这样的父母会培养出孩子开放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一名研究人员试图通过实验论证这一观点。在他的研究中，几组家长学着与自己幼小的子女做有益的交谈。他说这些孩子在语言能力、智力，甚至社交领导才能上都比同龄孩子要强。 尽管这一研究尚未结束，这些孩子已表现出具备了长期的优势。 那么，对那些模范家长，那些同时给予孩子支持和激励，善于教给孩子思考的方法，成功地培养孩子学习上的主动性的家长，前景如何呢？ 能否确保他们的孩子成为天才？ 人们普遍认为，个体之间存在着生理差异，要成为天才必须幸运地既拥有天才的基因，又拥有能造就天才的父母。 最重要的启示似乎是：尽管大多数人都有条件很好地去发挥他们的生理潜能──除非童年时得了严重疾病，或饮食太差──但是，他们能否成长在一个能开发其能力的环境中则很不确定。 因此，虽然了解天才人物的生理特征十分有趣，但对良好的家庭教养和教育技巧的研究才具有长远的意义。 8.a我清楚地记得我成为黑人的那一天。 13岁之前我一直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黑人小镇伊顿维尔。 小镇的居民全是黑人。 我所认识的白人都是来自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或是去往奥兰多的过路人。 本地的白人骑着风尘仆仆的马匹，而北方来的旅游者则驾着汽车沿着乡下的沙土路一路驶来。 小镇的人见惯了南方人，因此他们经过时小镇的人照旧大嚼甘蔗。 但是看到北方人则是另一回事。 胆怯的人躲在窗帘后小心翼翼地偷看他们， 胆大的则会走到屋外看着他们经过，感到很有趣，就像这些旅游者看到这村庄也感到很有趣一样。 门前平台可能是镇上其他人不敢去的地方，但对我来说，那儿就像前排座位一样。 我最爱坐在门柱上。 我喜欢在那儿看人们来来往往，也不在乎让那些人知道我喜欢看他们， 通常还与他们搭几句话。 我向他们挥手，如果他们也向我挥手，我还会与他们打招呼。 骑马或驾车的人通常会停下来，我们不可思议地互打招呼之后，我可能会随着他们“颠儿几步”，这是我们佛罗里达最南边的说法，意思是跟着他们走上一小段路。 如果正巧赶上家里人来到房前看见我，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打断我们的交谈。 那段日子里，在我看来，白人和黑人的区别只不过是他们路过小镇，但从不住在这里。 他们喜欢听我“说几句”，喜欢听我唱歌，看我跳舞，并为此大方地给我小银币这倒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太愿意跟他们“说上几句”，太愿意为他们唱歌跳舞了，他们给我钱时我才会停下来。 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一点。 黑人不会给我钱， 对我表现出的任何一点欢乐的苗头，他们都不赞同。但我仍然是他们的佐拉， 我是属于他们，属于周围的旅馆，属于那个地方，属于每一个人的佐拉。 但我13岁时，家里发生了变故，我被送到杰克逊维尔的学校去了。 离开伊顿维尔时我还是我，佐拉。 可在杰克逊维尔下了船后，原来的佐拉不复存在了。 我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再也不是伊顿维尔的佐拉了，我现在成了个小黑妞， 在好些方面都是。 在镜中，在内心深处，我变成了永远不黑不白的棕色人──就像最好的鞋油，抹不掉，不褪色。 身边总有人提醒我自己是奴隶的后代， 但这并没有使我沮丧。 奴隶制是60年前的事了。 解放黑奴的这场手术很成功，病人的情况也不错，谢谢。 这场使我从黑奴变为美国公民的可怕战争喊道“各就位！” 内战后的那段时期说“预备！”我的上一代人则喊“跑！” 就像一场赛跑一样，我飞速起跑，决不可中途停步，伤心回望。 身为黑奴是我为文明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而作出这一选择的并不是我。 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有过比这更大的争取荣耀的机会了。 想想将要获得的新生活，而且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不管我做什么，都可能得到双倍的嘉奖，或是双份的责难。想想这一点，知道这一点都令人激动不已。 占据国内舞台的中心可真刺激，而台下的观众则不知是喜是忧。 我没有总是感到自己是有色人种。 甚至现在我还常常感觉自己还是伊顿维尔小镇上懵懂无知的佐拉。 比如，我可以在餐馆和一位白人坐在一起。 我们闲谈一些都经历过的平常琐事，白人会安静地坐着，兴味盎然地听我讲。 有时候我不属于任何人种，我就是我自己。 但我大体上还是感觉自己像一只靠墙立着的装满各种杂物的棕色袋子。靠墙立着的还有其他颜色的袋子，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 倒出袋中的物品，可以发现一堆或有用或无用的小杂物： 碎玻璃块，小线头儿，一扇早已朽坏的门上的钥匙，一把锈蚀的刀，一双为某条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的路而准备的旧鞋，一根弯曲的钉子（它所承受过的重量足以弄折任何钉子），一两支仍散发出几许花香的干花。 你手中拿的是棕色的袋子， 面前的地上则是袋中所装的那堆东西──与其他袋子中所倒出的东西几乎一模一样，如果把它们混成一大堆，再分装到各自的袋中，也不会有多大的不同。 多少有点有色玻璃片也没有什么关系。 也许当初上帝这个装袋者往我们各自的袋中填塞时正是这么做的，谁知道呢？ 8.b我无意中向同事提起我正在研究那种自称可以消除岁月痕迹的护肤霜时，她向我大吐烦恼。 她告诉我，一个月前，她突然注意到脸上布满皱纹。 她一边用手指抚摸着漂亮但有些细小纹路的面孔，一边解释说，尽管她知道这一发现主要是因为那段历时六年的感情关系突然结束给她带来了打击，而不是由于早衰，但她还是得采取些措施。 在向她说明岁月无情，要改变现实可能性不大之后，我告诉她我认为这些灵丹妙药的宣传都很荒谬。 但不管我说什么，她仍求我告诉她哪儿能做我所说的那些护理。 只要是关于美容，谁还管真相如何？ 人们对自己想要信任的东西的信任使得美容业在过去容易生存。 青春有巨大的价值，这大大刺激了美容业，使其得以从它那些令我们面容、身体显得焕然一新的空洞许诺中赚了数百万元。 为了使皮肤护理科学、权威，销售美容品的柜台现已从医院诊所盗用了体面的外表。 推销人员穿着白大褂，在“电脑”上给消费者“诊断”皮肤类型，用修复受损分子和DNA这些技术来蒙蔽消费者。 美容业还给这一把戏提供“药物”，创造了新的皮肤疗法，还说这种疗法并不是仅停留在表面，实际上还作用于细胞层。 但这真的只是一个无害的把戏吗？ 制造商越来越夸张地宣称其产品的去皱能力，这令医生们感到担忧。 广告声称那些活性因子能刺激皮肤深层的细胞分裂，从而替换旧细胞，并有效地更新皮肤。 如果真是这样，其效果会有害吗？ 如果正常的细胞可以因刺激而分裂，那么非正常的细胞也会加快繁殖，引起或加速皮肤癌的发生。 抗皱行列的一个新产品声称可以用一种更自然的方法来避免讨厌的皱纹。 那是一种叫做“伊美婷”的药丸，它不是一种外搽的护肤霜。它由内向外发挥作用，提供皮肤所需的营养和化学物质，促进人体的自身修复过程。 这一产品最初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开发的。它含有鱼类、海洋植物、虾壳等的提取物，构成了一个包括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在内的配方。根据一份已公开的研究，使用该疗法两三个月后皮肤肌理可看得出有所改善。 皮肤会更柔软、更光滑，皱纹虽非全部去除但会减少，斑点和细小的额上纹路也会消失。 一位女士承认自己在试用“伊美婷”之前是有怀疑的。 她认为女性有必要保持体内自然的化学平衡。 她说，小心维护好人体的化学平衡不仅能改善外貌，而且增加活力，甚至能增强意识和思维能力。 “伊美婷”通过提供皮肤所需的养分而做到了这一点。 但虾壳等物真能对皱纹产生这样的奇妙效果吗？ 一位研究过“伊美婷”的英国外科医生布赖恩·纽曼提出了一个更为科学的解释。他说随着食物的消化，这种复合物会起到一种特别的作用，防止食物中的基本蛋白质被破坏，使其能以一种更易为皮肤所用的状态被吸收。 而另一方面，另一位专门从事皮肤研究的医生对这些数据不以为然，并对这一研究中所用的方法提出了质疑。 而且，发表关于“伊美婷”研究的那份医学刊物是一份“收费”刊物──任何研究结果只要交费都可发表。 据这位医生说，任何企图玩弄医学研究规律的做法都是徒劳的。 对这样的争论，布赖恩·纽曼已习以为常了。他用的一种从花中提取的油多年后才被普遍接受。 他毫不气馁，坚持说要明确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伊美婷”的确是有效的。 但是，从根本上说，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究竟为何那么害怕皱纹。 可悲的是，青春和美貌已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货币，可以买到人心和机会。 年龄和经验的价值被否定了。女性尤其会感受到因衰老而致的外在改变所带来的威胁。 据一位心理学专家说，男人通常因花白的头发而增添了魅力，因为对他们而言，年龄意味着权力、成功、财富及地位。 但由于女性的本领仍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与生儿育女密切相关，年龄增长向世人显示她的衰老，就她的首要作用而言她已无用了。 皱纹就象征着她生育能力的衰退。 除非我们能够欣赏年龄的真正价值，否则的话，当出现年老的迹象时，除了恐慌以外就很难有其他办法了。 只要媒体继续将成功的形象表现为各年龄层的男性身边伴着皮肤光滑的年轻女性，妇女们就会继续花钱去买一瓶又一瓶毫无价值的垃圾。 让我们期待更多成熟的有皱纹的妇女成为有魅力的、成功的、幸福的人，也让我们期待男士们争先恐后与她们为伴。 9.a米老鼠有胡须吗？ 没有。 这是不是说法国人要想在迪斯尼工作就必须剃掉胡子才行？ 这得看情况了。 一位劳工问题督察员本周将迪斯尼公司告上了法庭， 他声称迪斯尼公司的着装规定──不准蓄胡须，不准体重超标，不准穿短裙和花哨的袜子──侵犯了个人自由，也违反了法国的劳工法。 迪斯尼公司正准备五个月后在巴黎以东20英里 (32公里) 的地方修建一个主题公园，而这一案例正说明了该公司面临的一些文化方面的棘手问题。 迪斯尼管理层正在组织一支他们称为“演职人员”的12,000人的队伍来管理这一主题公园。管理方说所有的雇员，从刷瓶工到总裁，都得和演员一样，服从关于仪表的规定。 公司发言人说，不管怎样，还没有人把胡子看得比工作还重要。 正如一个新来的“演职人员”所说：“你必须相信你这份工作的意义，不然的话日子不好过。” 然而人们怎样看待欧洲迪斯尼乐园呢？ 各处的人们都想知道欧洲人是否会欢迎这种美国式的消遣活动。 尽管对外国文化的入侵感到不安，尽管要保护法语不受英语词汇的污染，法国的社会党政府对将这么大一个美国文化的象征放在首都门口却并不担忧，而是更多地关心其经济效果。 为了将这一主题公园留在这里，而不是建在阳光灿烂的西班牙，法国政府做出了税收和财政方面的一系列重大让步。 主题公园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巨大综合项目的一部分。综合项目包括住房、办公楼，以及将一直延续到下一世纪、包括影视拍摄设施在内的度假胜地的开发。 作为与迪斯尼公司合作协议的一部分，政府正在铺设新的公路并支付建设款项，它是巴黎地区快速轨道交通的延伸，甚至可直接连接到通往英吉利海峡隧道的高速电气铁路(TGV)。 欧洲迪斯尼乐园的正门前正在建设高速电气铁路火车站，预定于1994年交付使用。 如果欧洲迪斯尼乐园获得成功──迄今为止在法国开设的主题公园都不成功──到本世纪末很可能会再建第二甚至第三个主题公园。 欧洲迪斯尼乐园的第一期工程预计将花费36亿美元，财政专家说欧洲迪斯尼乐园对迪斯尼的总体财富非常重要。迪斯尼在美国已遭遇到了竞争，游客量正在下降。 法国的知识分子们对这个项目并无好感， 然而孩子们却不管这些。 睡美人、白雪公主、彼得·潘和匹诺曹都是欧洲童话故事里的人物，这里的孩子对他们的熟悉程度丝毫不亚于美国的孩子。 在法国孩子眼里，米老鼠是法国人；在意大利孩子眼里，米老鼠是意大利人。 迪斯尼管理层强调这一传统，显然是对有人暗示迪斯尼管理层在文化传统方面麻木不仁的回应。 尽管主题公园这一概念是以加利福尼亚州的奇妙王国和佛罗里达州的沃尔特·迪斯尼世界为基础，但“欧洲迪斯尼乐园将具有适合于欧洲的独特风格。”迪斯尼公司说。 “主题公园的创新性建设突出地表现了欧洲的传说和童话故事。” 例如，公司的官员指出，睡美人的城堡，这一主题公园的中心建筑，不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是根据好莱坞的作品建造的，而是根据欧洲中世纪一本书中的插图而造的。 同样，根据儒勒·凡尔纳所写的冒险故事拍摄的360度环形电影是由著名的欧洲演员主演的。 当被问及还有什么其他措施来使主题公园更欧洲化时，一位发言人提到，公园的指示牌会用英语和法语，一些表演者会以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表演。 这位发言人说：“难的是要将人们已熟知的事说得让它听起来有所不同。” 而另一方面，主题公园也不会过分欧洲化。 迪斯尼的另一位发言人早些时候说主题公园的目的就是为那些追求美式生活的人带来基本上是美国式的体验。 他说，这样，那些本来考虑去美国度假的人留在大西洋的此岸也可以体验美国度假的快乐了。 迪斯尼公司似乎对须发特别在意。 它称将在欧洲迪斯尼乐园的中心“美国大道”建一个旧时的“和谐理发店”来处理“乱糟糟的头发和胡子拉碴的下巴”，也许还要管管唇上髭须。 这一乐园与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的乐园的一个不同之处是：这条“美国大道”的部分地区以及景点的等候区将会有遮棚，以对付巴黎的多雨天气。 欧洲迪斯尼乐园距巴黎不远，这肯定颇具吸引力。 任何厌倦了美式或仿欧式文化的人都可登上快速列车，不到一小时就可到达罗浮宫，一瞬间就从米尼老鼠身边来到《蒙娜·丽莎》面前。 在迪斯尼公司决定将其第四个主题公园选址于巴黎附近时，交通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这里距3.2亿欧洲人不超过两小时飞行距离。 东欧的开放对迪斯尼来说又是一大收获，他们认为将有几百万人把迪斯尼乐园列入其首次西欧之旅的首选之地。 9.b欧洲迪斯尼公司承认，其精心建造的主题公园并未如预期般表现出色。该公司星期四称在首个财政年度里公司将蒙受难以预料的净亏损。 主题公园位于巴黎以东32公里（20 英里）处，占地4,800英亩。在它4月份开张时，欧洲迪斯尼行政人员说他们希望在9月30日结束的这个财政年度中能小有盈余。 但那以后，主题公园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们已为充分的运作做好了准备，”公司的财务总监约翰?佛斯格伦在电话采访中说。 “运作是相当充分的，但尚未达到我们预期的程度。” “尽管游客数量相当大，”他说，“可我们的成本支出的确需要根据当前的收益状况做出调整。” 它的母公司沃尔特?迪斯尼公司星期四说，欧洲迪斯尼的收入本季度上升了33%， 但它提醒投资者不要期待欧洲迪斯尼会很快赢利，该公司拥有欧洲迪斯尼49%的股份。 欧洲迪斯尼公司说尽管游客量一直相当大，“公司预计在1992年9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里仍会有净亏损。” 还说“亏损的程度将取决于关键的欧洲夏季假期剩余日子里的游客量和宾馆入住率”。 这一宣布等于是说欧洲迪斯尼的情况出现了罕见的逆转。当初它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开张，并被普遍看好会立即获得成功。 4月12日公司开张时，公司的股价为140.90法郎（28.07美元），今年年初曾高达170法郎。 本周四股价下跌了2.75%，收盘价为97.25法郎。 佛斯格伦先生说，他认为股票市场“对初期消息的反应有点情绪化了”。 他补充道，“从任何客观标准来看，该主题公园都是很成功的。公众对它的长期接受程度相当高，而其他情况只是枝节而已。” 公司说从4月12日至7月22日期间，有360万游客入园，这比其他迪斯尼主题公园在同样的开放初期的情况要强。 但公司也提醒说，考虑到游客量可能有相当大的季节性变化，无法对今后的游客量和收益做出预测。 对此番话，股票市场行家帕里巴斯资本市场集团发布了“出售”欧洲迪斯尼股票的建议，指出这一阶段的游客量比预期的低15%，食品及其他商品销售的利润比预期的低10%。 它预计欧洲迪斯尼公司在本财政年度会损失3亿法郎，并且还将继续亏损两年。 欧洲迪斯尼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是控制成本，并为它的5,000多间宾馆客房合理定价。 很明显，当初定成本所依据的收益水平并未达到，公司也正开始下调曾被普遍认为过高的宾馆房价。 佛斯格伦先生说员工人数现为17,000 人，“今后两个月内公司员工数量会显著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季节工的减少。” 他说，目前的员工中有5,000人是临时雇佣的。 他也承认，度假地的最低房价已从开张时的750法郎降为550法郎（110美元），一些房间的冬季价已降至400